□江德斌
2009年和2015年,我国烟草两次大幅提高税收,卷烟价格随之上涨。然而价格杠杆似乎并未对烟草消费产生实质性影响。2001年到2016年,我国已成为卷烟支付能力增速最快的国家。在一些专家看来,烟草价格的上涨,远远赶不上“烟民”卷烟支付能力的上涨。我国烟草税收占其销售价格的比例已达59%,仍远低于75%的世界平均水平。许多控烟人士呼吁,应该科学提高烟草税收,持续提高我国烟卷价格。(1月2日《工人日报》)
按照上述观点,我国烟草税收销售价占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应继续提高烟草税收,进一步达到“涨价控烟”目的。这个逻辑看似合理,实则有些偏狭,走入了一味依赖提税、涨价的死胡同,却忽视控烟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综合手段多方位控烟。“涨价控烟”并非不可行,但不是唯一选项,以避免患上提税涨价依赖症。
我国控烟工作已有十多年,但成绩乏善可陈,烟民不降反升,全国性控烟法规迟迟未能出台,公共场所全面禁烟难以执行,很多城市一年下来,也开不出几张禁烟罚单。烟草广告虽然被全面禁止,但烟草企业通过设立文化公司、捐赠慈善等,变相宣传企业品牌而打“擦边球”,导致烟草广告依然潜流暗行。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警示文字和图片要占烟盒包装面积的50%以上,我国已在2003年签署《公约》,但至今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2015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报告》中,成人对吸烟导致疾病的认知依然十分低下,能够全面认识到吸烟导致的4种疾病的,城市仅有16.1%、农村更是不到8%的人。影视剧里的吸烟镜头仍然很多,普通火车车厢内还能吸烟,公共场所禁烟区仍有很多人吞云吐雾等等,均说明我国控烟道路还很艰难。
显而易见,在这些最基本的工作都未能做好,全社会控烟环境并不理想之前,想依靠提税涨价来达到控烟目标,很不现实,除了增加税收之外,很难达到预期控烟效果。我国烟草已于2009年、2015年两次大幅提高税收,卷烟价格随之上涨,可烟民不减反增,烟草消费也在持续增长,可见单纯靠“涨价控烟”是不够的,即便将烟草税收比率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其它控烟因素都不改变的话,最终也不会有太好的成绩。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烟草税确实比较低,可那些控烟做得较好的国家,其经验不是提税涨价,而是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丑化烟盒、禁止烟草广告、科普宣传、影视剧禁烟、公益诉讼等各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拥有广泛的社会控烟基础,才取得了现在的控烟成绩。
我国控烟工作要想真正实现突破性进展,就应面对现实,吸取国外控烟经验。真正落实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法规,烟草公司去行政化,将控烟工作交给卫生部门,兑现对《公约》的承诺等。九层之台,起于累土,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不渴求一步到位,才能将控烟工作做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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