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曲鹏
无论民间演绎,还是学术研究,乾隆皇帝及其时代,历来都是一个热闹的话题。近期有学者再次提出:当历史被虚构,谁还在乎真相?关于乾隆,同样存在着被影视剧戏说、被历史学者写实,或者两者交互掺杂其中的多面性。历史上最为真实的乾隆到底怎样?最近出版的《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一书,解读了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与爱情、性格与人生。本报记者专访该书作者张宏杰先生,探讨乾隆执政得失,揭示乾隆盛世繁华背后的千疮百孔。
>> 性格善良还是残忍,要看乾隆的政治需要
齐鲁晚报:2013年,您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目前新出版的《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一书,关注的角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想从这三个方面解读乾隆?
张宏杰:乾隆皇帝这个人物大家非常熟悉,我们今天还经常能想起乾隆,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的政治统治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写乾隆不可能不写政治。
乾隆的性格也比较复杂。他本性非常善良,心很软。当了皇帝之后,也确实对老百姓非常仁慈,任何地方发生水旱灾荒,便举全国之力去救济。但是乾隆也很残忍。乾隆朝文字狱中有很多疯子文字狱,乾隆亲自批示处死。乾隆这个人到底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还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人?这要看乾隆的政治需要,他的本质是一个政治动物,为了政治需要,他可以最善良,也可以最残忍。乾隆的爱情也很复杂。乾隆有专一的一面,对他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感情非常专一,但是他在后宫生活方面也有非常放荡的一面。
所以乾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侧面的人。要对他的政治作为、性格特点、感情生活进行全方位的了解,才能把握这个人。
齐鲁晚报:对比乾隆之前的康熙、雍正,以及后期的嘉庆、道光等,似乎乾隆处在清朝皇权统治的分水岭上,以乾隆为界,前期各自有鲜明风格且留下了很强的历史烙印,但后期碌碌无为且暗淡不显。您认为乾隆在继承和发展上充当了什么角色?皇帝的权力无限大,但在封建王朝,继任的是贤君还是昏君完全如掷骰子一样,您又如何看这种现象?
张宏杰:这和清代的皇子教育有关。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上学,请的都是最好的老师,而且老师的要求都特别严,不会因为你是皇子就随便给你打高分,所以清代的这些皇子文化水平都很高。
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过于系统的教育也有一个负面的作用,就是清代政治家的头脑被封闭起来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到宋代以后形成自我循环的一个圆,认为把所有的宇宙世界问题都解决了,不需要你再有任何好奇心,你只要贯彻圣人的教导,“亲君子远小人”,去执行就完了,这就导致清代后期的皇帝创造力不足,头脑非常僵化。我们看清代在乾隆之前的皇帝,雍正、康熙、顺治、皇太极、努尔哈赤,这些皇帝有什么特点?做事现实主义精神特别强,从来不被书本所束缚,所以他们施政往往非常有创造力,能够因势利导。但是在乾隆之后,嘉庆、道光、咸丰往下这些皇帝都是读死书、死读书,不敢突破所谓的祖制,所以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这种教育也有它的好处和坏处。
>> 乾隆盛世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
齐鲁晚报:您对清史的研究尤其是乾隆的研究持续了很长时间。借助清宫剧和网络的塑造,乾隆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脸谱化的存在,您能否从历史角度,总体谈一下对乾隆的态度和认识?
张宏杰: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他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他的性格也非常复杂。他风度翩翩,常使人感觉“蔼然有春风和气”；他又高己卑人,施政过程中经常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为人节制,平生饮酒不过数杯；他又穷奢极欲,花起钱来如沙似海。他富于同情心,常常因民生困苦而潸然落泪；他有时又像野兽一样野蛮,在战争中进行种族灭绝。乾隆盛世与历史上几大盛世相比没有任何新意,然而乾隆所处的世界环境与以前大不相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乾隆盛世如同烛火遇到太阳,成就十分可疑。
齐鲁晚报:您在《饥饿的盛世》里,提到过民众“只有胃肠,没有头脑”,乾隆通过哪些手段实现了对民众大脑的改造?回头看清朝的历史,这种影响又延续了多久,其危害是什么?
张宏杰:乾隆盛世的功绩是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然而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这一时一世的成就。中国古代统治者都认为,只要让全体中国人都“做稳了奴隶”,就是最大的德政,不管采取什么手段。横向对比十八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乾隆时代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的盛世。纵向对比中国历史,乾隆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制得最靡弱的时代。
乾隆的盛世精心塑造出来的国民,固然是驯服、听话、忍耐力极强,却无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扑面而来的世界大潮。面对几千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如果乾隆的专制统治不那么密不透风,当时中国社会不那么铁板一块,西方涌来的文明新潮就有可能自然地浸润这片古老的土地。可惜,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然而,在乾隆死去两百多年后,仍然有人连篇累牍地歌颂乾隆盛世的稳定和伟大,研究揣摩乾隆治术的高深。
>> 乾隆的善变 削弱了反腐的力度
齐鲁晚报:在您看来,乾隆是一个极其精明、自信的统治者,但他在长达六十多年的在位时间内,前后对比,其统治理念和手段其实发生了急剧变化,前期和后期的反差是很大的。您认为精明自信的乾隆,为什么没有恒久持续的治理理念,却在统治方式上有如此反常的变化?其内在原因是什么?
张宏杰:在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往往起于皇帝的一念。专制政治中,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放大。皇帝的勤奋进取,经过官僚系统的层层传导,最后抵达社会可能只剩百分之十。然而皇帝的松懈懒惰,却会被官僚系统层层放大,抵达基层,会扩大十倍百倍。
回顾乾隆的一生,从早年的明智到晚年的颟顸,从早年的勤政到晚年的懈怠,从早年的谦虚到晚年的自大,这种剧烈的变化,确实令人惊讶。不过回过头来想,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十五年,他基本上保持了勤政不懈。而乾隆四十五年之后,也仍然能每天按部就班地工作,批阅大量奏折,应该说,这差不多已经达到了人类意志力的极限,历史上其他皇帝是很难做到的。乾隆在登上皇位后四十五年才出现懈怠,被大臣们捧了四五十年才开始得意忘形,到了老年,才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乾隆的变化,只能说明,没有制度的保证,只靠个人的自觉,任何一个人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齐鲁晚报:在治理腐败问题上,乾隆前后有什么变化?为什么最终是失败的?这除了与乾隆本身有关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张宏杰:乾隆早年反腐非常成功。然而到了乾隆晚年,大清政局却迅速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对贪腐大案,乾隆在他统治的中后期也并没有手软,基本做到了发现一起,惩处一起。然而乾隆一边不断查处大案,一边官场上的腐败却是一发不可收拾。这是为什么呢?
首要的原因是乾隆皇帝老了,懈怠了。早年峻烈无情的乾隆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刚刚上任的时候,乾隆是一个非常宽仁的皇帝。然而到了乾隆十三年,乾隆突然变脸,对官僚集团大开杀戒。到了乾隆晚年,因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他又一次回复到“宽大”。大臣当中违法违纪现象越来越多,乾隆也懒得整顿:“今大员中,革职革任屡犯而从宽留任者,不可屈指数”。这样忽宽忽严,在乾隆自己看来,是“宽严相济”,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但是客观上这样做却大大削弱了制度和法律的严肃性,使大臣们难免因此产生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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