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界中一条重要的地平线、海岸线,就这么消失了。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3月3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死生如梦谁能卜,昨夜文坛坠大星。丞相妙棋收伯约,玉皇急令调雷兄。雍容蕴藉春秋笔,痛快淋漓月旦评。明日长空闻霹雳,当为达老发言声。”得知雷达去世的消息后,莫言手书打油诗纪念。另一位著名作家贾平凹则写道:“天上起雷声,文坛有大评。倏忽归混沌,人间正清明。”雷达原名雷达学,雷达是他步入文坛后的笔名。很多年来,他的确是中国当代文学前沿的雷达,关于“伤痕文学”、“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现象的讨论,他都曾在第一时间参与其中,甚至引领风潮。
他是“国字号”评论家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曾这样评价雷达:“多年来,我一直认为,雷达在文学批评中如同地平线、如同海岸线,对我来说,无论走得多远、游得多深,抬头看,雷达在前边,回头看,雷达在岸上,这时,心里是踏实的。”
1943年,雷达出生于甘肃天水,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
雷达的文学评论之路始于1978年,当年7月《文艺报》复刊,作为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上巴金的《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一文深深地触动了年轻的雷达,“如果文艺的春天真的就要来到,我愿意成为这春的乐章中的一个音符。”通过毛遂自荐,他被调到《文艺报》评论组工作。多年后,雷达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慨,自己走上评论道路,与进入《文艺报》有直接关系。
作为贯穿新时期文学40年的参与者、研究者,雷达提出了“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才是新时期文学主潮的观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媒体称雷达为“中国文学第一评”。那时候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联系得很紧密,每一部新作出来雷达都很激动,有很多作品都是他第一个写评论的。比如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韩少功的《飞过蓝天》、古华的《芙蓉镇》《爬满青藤的木屋》、张炜的《秋天的愤怒》、莫言的《红高粱》,都是雷达第一个评论的。
与“陕西三大家”的交情
“苍茫辽阔,委婉多情”是上海一位文友对雷达的评语,甘肃人雷达对此表示认可,认为“苍茫”与自己的气质比较契合。实际上,雷达的鹰眼一直没有离开过中西部这片文化高地,其评论中最见功力的也正是对“陕西三大家”陈忠实、路遥、贾平凹作品的评述。
陈忠实的代表作《白鹿原》已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而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也是文学批评的经典。在该篇评论中,雷达视《白鹿原》为“一部重新发现、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也是一个观照中华民族灵魂的世界”。
在物质化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休闲化娱乐化风行的时代,读者为什么把至高的赞叹给予了西部农耕文化的表达者和守护者,这意味着什么?雷达分析说,陕西这三位作家切入农民、农村的方式不同,他们有写关中平原的,有写陕北高原的,有写陕南山地的,但他们有农民的血统,骨子里都是理解和接受农民的。他们不会苛求农民,写农民身上劣根的东西都比较少,那是一个浸润着道德理想和传统文化乳汁的温馨世界。
雷达对“陕西三大家”作品精准深刻的评价背后,是对作家本人持续的关注与互动。雷达曾在珠海的文化大讲堂上讲述过三位作家小说创作的过程:
路遥写《平凡的世界》之前跟雷达谈过几次,之前他起的题目是《黄土地》,但是后来西安电影制片厂陈凯歌他们拍了《黄土地》,所以他才改为《平凡的世界》。路遥写得很苦,每写5000字在墙壁上画一个道道,他一个道道一个道道地数,计算每天写了多少字。写完那天路遥把圆珠笔扔到窗外,大哭一场。当时路遥的手全都缠在一块儿伸不开,要用热水泡才可以伸直。
贾平凹也是这样,写《废都》也好,写《秦腔》也好,凡是写重要作品,他都闭门谢客,封闭在陕西好多天不见人。
陈忠实立志要写一部砖头一样厚的书做枕头,作为他一辈子的里程碑。所以他大概四五年时间没有参加任何笔会,他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作品,而且呼吸当时文学界最新的空气。
雷达据此评价道:“他们都有刻苦的精神,他们都与农民有血缘关系,他们的作品当中都有一种生命体验带来的生命知感,他们最好的作品可以说有‘生命写作’的影子。”
雷达参与过多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他清楚地记得《平凡的世界》的获奖经过:评委会第一轮投票之后,凌力的《少年天子》领先,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排第二名。但最后拟定获奖名单时,评委们一致将《平凡的世界》提到首位。雷达认为,当时文学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开始回归。此外,茅盾文学奖也形成了自身的美学倾向,它更偏好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史诗性作品,而《平凡的世界》正好符合这种审美倾向。
他是一个有良知有趣的人
作家刘震云说,要研究雷达的文学评论,首先要研究生活中的雷达。雷达是一个有趣、有良知的人,有对人、对生活、对人和生活背后现实的良知,有对文学的良知,所以雷达的批评写得有趣、有洞见。
现在评说汪曾祺已成为时尚,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雷达就写下了研究汪曾祺的长文《使用语言的风俗画家》。据雷达回忆,“在一次政协礼堂的聚会上,正是那篇文章刚发表不久,汪老主动走过来说,你是雷达同志吧,那时我才三十多岁。汪老还主动送我一幅字加画。当时还有点纳闷,现在想来,汪老真是多情之人。”
雷达与山师文学院教授宋遂良先生亦有一段不一般的交情。在《文艺报》对雷达生前的专访中,他特意讲起了这段往事:在(《文艺报》)文学评论组,雷达负责看读者来稿,其中有一篇比较周立波和柳青的,叫做《挺拔的白杨和秀丽的楠竹》,作者宋遂良,复旦大学毕业,在山东济宁一中当老师。他来信说之前多次给《文艺报》投稿,都没有发表,这是最后一次投稿了,如果编辑们还是觉得不行,就洗手不干了。这封信深深打动了雷达,并将其稿推荐给了领导阎纲,阎纲在稿签上写道:谈风格难,要把风格谈好更难,这篇文章谈得不错。于是文章就这样通过了。宋遂良一跃成了山东的文化名人和一线评论家。
雷达的评论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语言朴实,不像很多所谓的新派评论家,只会时不时卖弄点新名词。曾任《小说界》主编的魏心宏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与他一起参加过几位作家的研讨会,雷达上来就说,某某作家,我还不认识你,这样比较好,我可以不带什么预先的眼光。评论家与作家保持一定的距离,对评论家来说,不是坏事。”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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