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村里的文学梦 　　皮村是北京郊区一个村落,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聚居于此。在皮村,每周六晚上七点,会有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文学、艺术和生活,参与者有高校学者、作家,更多的是普通劳动者。2024年是皮村文学小组成立十周年,除了出圈的范雨素、陈年喜,公众对其中大部分人的名字是陌生的。前不久,袁凌的新书《我的皮村兄妹》出版,书中一篇篇人物特写,共同构成了皮村文学小组成员的一张大合照。
　　□洪涛

皮村文学小组
　　近年来,底层劳动者创作的文学作品正在引发广泛关注。在先后涌现的个体式自传或纪实外,作为整体性的新工人文学写作却一直未被深入讨论过。对于底层劳动者而言,文学究竟如何实质性地与他们的生活发生关联?《我的皮村兄妹》聚焦的正是这一议题。
　　2014年9月,在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外的金盏乡皮村,由付秋云、刘忱、张慧瑜、师力斌、孟登迎等学者和作家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发起成立了皮村文学小组。这里汇聚了一群热爱文学创作的劳动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月嫂、保洁员、店员、保安、泥瓦匠、布展工人等角色,而到了周末,他们则变身为文学爱好者,聚集在工友之家的办公室内,共同探讨和交流文学创作。
　　皮村文学小组自成立以来,已经孕育出范雨素、郭福来、李若、小海、李文丽、万华山、施洪丽、马大勇、徐怀远、徐克铎等一批新工人作家。他们的作品,如《我是范雨素》《劳动者的星辰》《久别重逢》等,引起了广泛关注。
　　袁凌曾长期供职媒体,发表过大量调查报道和特稿,笔尖对准矿工、尘肺病人、留守儿童等群体,如今又以非虚构文学作家的身份为人知晓。他写过《青苔不会消失》《寂静的孩子》《我的九十九次死亡》等非虚构作品,也写过《记忆之城》等小说。无论写普通小人物还是写自己,袁凌都在写人与土地、乡土的关系。
　　《我的皮村兄妹》这部作品,是对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人生故事的全景式记录,也是对当代劳动者文学、新工人文学的一次全面展现。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文学的光辉照耀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走出了各自独特的人生道路。
一次难忘的学习
　　袁凌第一次去皮村,是在2017年4月。那之前,袁凌早就听说过皮村,最初是得知那里有个工友之家,有图书室,有博物馆,还帮助工友维权,觉得新鲜。
　　那时皮村还没有堂皇的门楼,但在外界已相当有名,不到3平方公里面积,户籍人口只有1800多人,外来打工者却多达17000余人。村民住宅和公寓周围环绕着10倍以上面积的工厂区,而村中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和文学小组,则让它成为全国工友心中的梦想地标。
　　一篇叫《我是范雨素》的文章爆红全网后,袁凌应邀去皮村参加文学小组的活动。到达皮村之后,袁凌才得知这次名为“与范雨素对话”的活动,实际是参加文学小组的一次学习,而主角范雨素并未到场。当然,这次学习的主题仍是交流对《我是范雨素》的阅读感受。和往常只有六七个人参加的文学课不同,这次学习人员骤增,除了日常参加学习的皮村工友,还增添了很多慕名而来的外村工友、大学生,以及像袁凌这样的“文化界人士”。小小的会议室挤得爆满。
　　大家轮流发表对《我是范雨素》的读后感,轮到袁凌的时候,他也说了几句,大意是这篇文章打动人心的秘诀在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会议室后排坐着几位家政工装束的女人,都是从外村慕名而来,和袁凌一样是第一次参加文学小组的学习。轮到她们发言的时候,一位姓施的大姐自报家门是月嫂,爱好文学,她声音高亢,言语滔滔,给袁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文学小组引起了袁凌的兴趣,过了段时间,他再次去了皮村,打算参加一次日常的文学课。就是在那一次,袁凌认识了小海、万华山、徐良园、一口广东口音的莫晓明,以及庄子研究大神张行。
　　当天晚上,文学小组的课上完后,袁凌没有随着那些急于赶公交的月嫂和工友们一同离开,也没有去蹭讲课者张慧瑜的车,而是跟大家一起去一家叫做“金手指”的东北馆子吃夜宵。这大约是皮村当时最高级的餐饮场所了,席间增添了好几个人,包括苑伟、许多,还有工友之家干事王德志。
　　袁凌在会餐中待到最后,得以聆听了众人在啤酒与文学课余温里的高谈阔论。这种高谈阔论和辛苦打工生涯的背景形成奇怪的混合,给了袁凌一种极度真实却又包含虚幻的印象。
　　渐渐地,袁凌和工友之家及文学小组的人们熟络起来。袁凌开始参加每年度的新工人文学奖的终评,一般负责非虚构类。他很难忘记头两年文学奖颁发的场景:破旧的平房会议室里没有暖气和空调,桌面下方冰冷的水泥地让袁凌穿着运动鞋的双脚冻僵了,他只能不停地跺脚。桌面上却是热气腾腾,拥挤的人群哈出的热气汇成了笼罩的雾霭,人们的面容和声音都在这层雾霭里浮现,带着掩藏不住的兴奋和喜悦。平日纵横的沟壑被抹平,不管是领奖者、颁奖人还是等待者,每个人都似乎在一团理想的光影里浮动,脱离了寒冷坚硬的日常生活地面。袁凌知道,这一刻大约就是文学小组存在的意义。
租住在皮村
　　《我是范雨素》爆红之后半年,北京整治“工业大院”,皮村路南边的厂区完全拆光,村庄北部的厂区也大都迁走,成为废墟。许多工友人随厂走,皮村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到文学小组的人气,来工友之家的志愿者和参观者少了很多。
　　2023年元旦前后,袁凌在皮村租了一个小房子,七八平方米大,月租600元,住了半年。他说,非虚构写作,仅仅调查一下、采访一下是不够的,需要真正进入他们的生活,把自己同化为他们。
　　知道这些体力劳动者很辛苦,但住到皮村后,袁凌才知道具体有多辛苦:冬天没有暖气和空调,上厕所要去外面的旱厕,夏天洗澡为了省电,把水放在太阳下晒热……可谓生活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艰苦。
　　《我的皮村兄妹》里,袁凌没有只截取底层劳动者在皮村文学小组的学习生活进行专门讲述,在有关每位成员的叙述中,这部分内容甚至只占据很少一部分。袁凌更关注的是他们的来路和去路,对他们离乡后的行迹和心迹进行了细密铺陈。对于皮村二手商店的店员小海,袁凌不吝笔墨去追踪这位“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在离开故土之后,辗转于郑州、惠州、东莞、苏州、山东、上海等地的波折际遇。袁凌细致记录下万华山不断更换工作的经历,因为“在那个采访的下午,我听华山聊他如何不停地换工作,我有多么烦躁,我想象他的生命有多么令人烦躁,我就希望把这份烦躁传递给读者。如果我们只读一会儿都感到这么乏味,更可以想象出他的生活有多么乏味”。
　　对于人物行迹的铺陈叙述,构成了袁凌隐秘传达自身感受的方式。为了避免过于主观化的写作,他力求详尽而客观地描摹务工者为生计所困、如浮萍般漂泊的一面。在他们身上,袁凌着力突显着不断变化的生活轨迹和他们内心对于文学艺术的笃定追求,正是二者的鲜明对比所形成的巨大张力,让袁凌笔下的人物散发着迷人的光亮。
“也是写我自己”
　　由打工生活到文学生活,同吃同住同生活的经历,让袁凌逐步走进皮村每个个体的内心,探寻他们丰富的情感世界。
　　他记录下了女人们遭遇的家庭暴力,和她们不为人知的情感欲求,以及小海、王海军等男青年情感道路的坎坷。在回顾个人经历的同时,袁凌也将关注范围延伸至人物的家庭关系和社会交往,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呈现人物的身份定位和认同困境,这是他能够体察人物真实处境的关键。由此,读者才得以发现林巧珍的雇主,带给她精神上的窒息感:“你写东西画画有啥用,难不成还不做保姆?”
　　在《我的皮村兄妹》里,务工者追求梦想时遇到的阻力,不仅仅来自生存的压力,还深植于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复杂的社会联系,与他们为生计奔波的现实生活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文学小组成员们在维持生计和追逐理想之间的冲突与挣扎。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撕裂感,既要应对现实的挑战,又要坚守内心的文学梦想。
　　新的考验很快到来。2023年入夏之后,皮村打工博物馆和对面院落的外墙上刷上了“拆”字,如同皮村大片被拆除的厂区一样。接着是打工博物馆关闭,工友之家员工搬家,最后是挖掘机进场拆除。很快,对面的家属院也被拆除,其中就包括文学小组曾经上了8年课的教室。
　　种种迹象表明,皮村工友之家和文学小组的现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袁凌觉得,为这个群体留下一份记录,是一件需要着手完成的事情。毕竟虽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报道和拍摄,多数工友的人生故事和梦想仍旧处于聚光灯之外。这正是写作《我的皮村兄妹》的意义。
　　2024年是皮村文学小组创办10周年,工友之家及其前身则走过了20余个年头。很多工友离开了,又有新的工友到来。对于他们来说,皮村是漂泊人生中的一处灯塔,也是可以暂时栖息的一处岛屿。
　　等到2025年,原同心学校校园的租约将到期,文学小组和工友之家的前景不知如何,但在打工兄弟姐妹的漂流潮汐中,它已经投射下长年的温暖。而这群来自离别多年的乡土,栖居在城市边缘仰望星空的异姓兄妹们,也在袁凌的生命里刻下长久的印记。
　　从记者到作家,袁凌觉得那些被忽视的人,那些在困境中还努力生活的人,是自己应该去记录的。“我写他们,其实也是写我自己。”自己与其说是专职作家,更像是这些人自我表达的转述者。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