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祺姝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即使不了解傅雷,也会知道《傅雷家书》——一部感动、启迪了无数人的家信集。今年是傅雷诞辰110周年,这一次,我们不谈家书,只说说家书以外,一个顶“真”的傅雷。
讲真话的人
1908年,末代皇帝溥仪登基,大清朝已是风雨飘摇。这一年的4月7日,上海市南汇县傅宅,一个新生婴孩哭声震天,如雷霆之怒,家人为其取名“雷”,以“怒安”为字。
早在十几岁时,傅雷“敢怒敢言”的个性就崭露苗头。上中学时,脱离母亲严厉的管教,傅雷压抑的天性被释放,他公开反对宗教,最终被校方开除。1925年五卅运动,傅雷走上街头,控诉帝国主义罪行,次年,他又带头反学阀,差点被捕入狱。这时他发出的声音,已初见雷霆之意。
傅雷的朋友都说,他为人刚直、固执,无论做人、做事,不来半分虚假。艺术上的“真”与做人的“真”加在一起,造就了傅雷只看事实、只说真话的性格。1931年10月,刘海粟邀请傅雷到上海美专任职。一日新同事来到学校,将自己画作挂在长廊上。傅雷一看,非常生气:“这是谁的画,统统收走!”傅雷觉得那画“一看就没真本事”,不该挂出来,丝毫不顾刘海粟和新同事的尴尬。
杨绛在《忆傅雷》中讲过一事:1954年,一次在北京开翻译工作者的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显然,他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在那份意见书中,傅雷信手举出当时翻译作品中许多谬误的例句。此一“挑人错以示众”之举触了众怒,很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还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为此,钱锺书还写信批评过傅雷,劝他多多与人为善。
傅雷的批评毫不留情,根本不顾及别人的面子,甚至就连由衷的称赞,听起来也是“硬邦邦”的。一次,杨绛译了篇散文,傅雷称赞了几句,杨绛以为这是客套话,照例一番谦辞,傅雷强忍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沉脸发作了:“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傅雷曾因同事张弦的死与刘海粟断交长达二十年。虽与刘交恶,但在国立艺专提及刘海粟的艺术造诣时,傅雷仍称其为“大师”,当场引起学生不满。学生们认为,刘是“海派”,专业水准不高,根本称不上大师,质疑是傅雷和刘有交情,抬高刘的身价。傅雷没有理会,坚持己见,这场演讲不欢而散。他说,关于学术、艺术,他只认识真理,心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地位。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傅雷一生所有“狂傲”的注解。
较真的翻译家
真理第一、学问第一、艺术第一,是傅雷一直秉持的做事原则与态度。从国立艺专辞职后,傅雷回到上海,投身翻译工作。作为一代翻译巨匠,傅雷一生翻译了约500万字的法文作品,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政论方面的作品30多部。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可以说,傅雷将法语翻译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傅雷对别人翻译中的错误,持一种苛刻的态度,对自己的翻译,傅雷的标准更为严格。动笔翻译之前,傅雷会“熟读原著,不厌求详”。每次翻译,原著他已看了四五遍,领会其中神韵、风格,这才下笔。不懂的地方,绝不马虎敷衍,四处向法国友人请教。他还给自己订了规矩:每日进度不超过千字。他说,这样的一千字,不说字字珠玑,至少每个字都站得住。一句话翻得不好,十年都会耿耿于怀。
傅雷是本着启迪民族精神的目的,奋力做他的翻译的。最初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时,傅雷住在沦陷中的上海。当时,他“闭门不出,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在小说开卷,罗曼·罗兰写下的第一句话是:“真正的英雄不是没有卑贱的情操,而是永不会被卑贱所征服；真正的光明不是没有黑暗的时候,而是不会被黑暗所湮没。”傅雷选择此书作为翻译生涯的第一部作品,也意在让当时的青年从沉沦中奋起,寻找反抗的道路。
自1932年末到1966年离开人世,不管炮火、天灾还是政治运动,傅雷从没离开过自己的书斋。保姆周菊娣回忆说:“傅雷先生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到十二点半工作,下午两点又坐到书桌前,七点多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那么多年,他一直如此辛勤地笔耕。”长年累月,傅雷埋首书房,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伏尔泰、杜哈曼、梅里美等人物。也正是由于傅雷严谨较真的翻译,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书在中国收获了比在法国还多的读者。
最后的“人间性”
谈傅雷,我们绕得开家书,却绕不开他一身君子的傲骨。在国立艺专时,傅雷曾因与滕固校长意见不合,大吵一架,仅任职数月的他当即返回上海。工作失望时,傅雷转身就走；生活绝望处,傅雷也选择以同样的姿态拂袖而去,带着尊严离开这个世界。
其实,早在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傅雷已屡遭打压。1958年,傅雷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译著的稿酬亦遭停发。当时,在全国文化界,只有傅雷和巴金不拿国家工资,而是靠稿费生活。但被划为“右派”后,傅雷不能出书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实在不舍傅雷的翻译,只好向上级请示,得到的回复是:可以让傅雷继续译书,但必须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出版社没辙,只好内部商定,一面请傅雷译书,支付稿酬。一面把译稿压下,待他“摘帽”后出版。
1961年9月,傅雷“被摘帽”。有关部门告诉他这个喜讯,让他有个承认错误的表态,傅雷竟不予理睬:“摘帽子是你们的事,和我没关系。”次子傅敏谈到当时的情况,说傅雷不光是“有骨气”,而是“讲逻辑”。因为如果去摘帽,就相当于承认戴帽是对的,这是个原则问题,所以他说“和我没关系”。
1966年上半年,山雨欲来,老友周熙良来探望他,经历过多次运动的傅雷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想不到,一语成谶。
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自杀身亡。此前的四天,傅雷被抄家,抄家队离开时,傅雷和朱梅馥已经三晚没有合眼,花园被捣翻,地板被撬开,四周墙壁贴上了大字报。
即使陷入人生最后的绝境,夫妻二人依然镇静从容,他们坐在灯下,并肩完成了最后的遗书。从房租、遗产到赠予保姆的手表,事无巨细,逐一交代。自缢前,为防止踢倒凳子时惊动邻里,他们甚至在地板上铺了一层棉被。
傅雷曾在《独一无二的莫扎特》一文中写道:“一切大艺术家都受时代的限制,同时也有不受时代限制的普遍性——人间性。”这句话在傅雷身上也同样适用。郑振铎说傅雷一辈子要为“赤子之心”受累。无论是为人的执拗率真,还是学术上的认真较真,都是傅雷身上“人间性”的一部分。稍微了解傅雷经历的人往往会想,“他该对人类多么绝望啊”。然而事实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葆有着一种艺术家身上的“人间性”,他依然爱着人类。
2013年10月27日,傅雷夫妇骨灰安葬家乡上海浦东,墓碑正面镌刻傅雷家书里的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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