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游行示威总指挥的历史浮沉 　　□本报记者　朱文龙
　　提起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无论褒贬毁誉,无论政治立场,傅斯年必定是一个重要存在,不能绕,也绕不过。傅斯年是五四的产儿,他在北大求学时幸运地赶上了那个历史的节骨眼儿,在1919年5月4日那天成为学生游行的总指挥,站在了大时代的浪头上。更重要的是,新文化运动改变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傅斯年亦然,他在五四运动之后投身科学教育领域,在学术界、教育界叱咤风云,是个百年不遇的“天下之奇才”(蒋梦麟语)。
黄河流域第一才子
　　1896年3月26日,山东聊城的一座老宅里,一个婴儿出生了。不过,这个孩子并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引起旁人对其自身的过度关注。因为,他们家实在太有名了。祖上是清朝开国第一状元傅以渐,曾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在这之后,傅家更是进士、举人连出,是个实打实的仕宦之家。就连婴儿出生的宅子,都是康熙皇帝亲赐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的名宅。所以,长辈对新生儿的期望只是“不堕家风”而已。故此,他们依《诗经》名句“於万斯年,受天之祜”为其取名傅斯年。
　　不过傅斯年出生时,傅家已经大不如前了。傅斯年从小与祖父相伴,自六岁起,傅斯年即随祖父在家读书,九岁丧父后,更是与祖父相依为命。
　　祖父对傅斯年的影响是巨大的,傅斯年曾对弟弟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在后人的追忆中,傅斯年富有正义感与责任心,公允平正,关怀贫弱,尤其是为人称道的“大炮”轰倒孔祥熙、宋子文的典故,更可见其性情。这种性情随傅斯年一生,从中我们或可见其文武双全的祖父影子,这是他情感和性情的底色。
　　傅斯年自小聪明异常,十三岁前读完四书五经,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有“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之称。1908年冬,傅斯年来到天津,开始接受洋学堂的教育。这一年堪称傅斯年人生的转折点,从这时起,他打开了视野,开拓了认识,开始把目光投向国家命运。第二年春,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两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没。民国二年(1913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1916年),预科毕业,升入北京大学国文门。
　　就在傅斯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不久,蔡元培开始执掌北大,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健将陆续受聘任教,新风在吹遍燕园的同时,也“吹醒”了傅斯年。他认识到如今自己所研究的经学对于当时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毫无作用,于是一跃投身于文学革命的阵营,开始为《新青年》撰稿。他先于同辈青年启蒙觉醒,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传统糟粕,批判残酷现实,奔腾于时代浪潮之尖。
　　1918年秋,在陈独秀等的支持下,傅斯年联合同学、同乡若干人等筹办《新潮》杂志,意在激扬文字,鼓动风气。在《新潮》发刊词中,傅斯年开篇即自述其志:“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他的同学罗家伦更生动地道出了他们的心声:“现在世界的新潮来了,我们何妨架起帆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
　　从此后发表的文章来看,傅斯年无愧于“弄潮儿”的称号。他用文字抨击昏乱政治,鞭挞腐败的官僚社会。他强烈地呼喊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决不能奢望当时的官署和官僚,这样的社会,必须推翻它们。这种思想体现了革命性。
　　这种思想上的革命性还体现在傅斯年对封建礼教问题的认识上。他认为,“礼教名教”都是杀人的。“其实名教本是罪人,哪里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杀人,哪里有不杀人的名教?”他以福建一带未婚女子订婚后,丈夫若死,必须殉节的陋俗为例,深刻揭露封建礼教杀人的残暴。傅斯年痛斥:“这样的信条,地狱有它残酷吗?”　
　　总之,在傅斯年的眼里,当时中国是一个无序的社会,既然是无序的社会,那没有一样是令人满意的,用他的话来说:“对于殊样社会的态度,用个不好的典故,便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用个好典故,便是‘见善若惊,疾恶如仇’。”

火烧曹宅的现场总指挥
　　对于社会而言,沉默是毁灭的征兆,因此,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鲁迅先生曾把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比作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子,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他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破坏“中国的寂寞”。
　　鲁迅的期望,鼓起了傅斯年的勇气。
　　1919年5月1日,傅斯年在给鲁迅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决心打破寂寞的志向:“现在的中国是再要寂寞没有的,别人都不肯叫,只好我们叫叫,大家叫得醒了。有人大叫就是我们的功劳,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它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
　　这种争做“夜猫”的呼声,促成了傅斯年在五四运动时期名声的高涨,《新潮》杂志也因此深受思想界的青睐,成为《新青年》之后第二本有影响力的刊物,在进步青年的群体中非常畅销。一时间,关于社会反思的声音不绝于耳,愤懑开始聚集,人们急需要一场运动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就在此时,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了北京。
　　这个消息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竟然享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这种感受上的反差即刻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北京的青年学生首先行动了起来。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人头攒动。北京大学全体学生以及北京中等院校12个学校的代表在此聚集,召开联合大会。作为学生意见领袖的傅斯年带领新潮社的成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当时的气氛异常悲愤高昂,学生们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有的学生甚至将中指咬破,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表达自己的要求。大会最后决议:举行爱国大示威,并联合社会各界抗争,通电巴黎专使不准在“和约”上签字。傅斯年被推选为20名学生代表之一,负责第二天的游行示威组织事宜。
　　5月4日下午,三千余名学生举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等标语,聚集在天安门前。被公推为游行示威总指挥的傅斯年亲自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在天安门短暂集会约半小时后,游行队伍前往使馆区,但学生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被巡警阻止不得通过,只能向美、英、法、意等四国使馆递说帖。四国公使无一出面,因为当天是星期日,他们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来接见,表示同情”。四个学生代表(包括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另一个可能是张国焘)和东交民巷的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以后,被推选进入美国使馆,留下说帖。
　　傅斯年等学生代表与中国警察、四国使馆交涉过程中,大部队在使馆外苦等约两小时。大家深切感到,“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真是奇耻大辱,这一切都是卖国贼造成的,于是大家开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找曹汝霖算账的呼声响彻云霄。
　　对于学生们的呼声,最开始,总指挥傅斯年是不同意的,他担心发生意外,“曾劝说同学不要激动”。但是眼见情势无法控制,他便举起了大旗,率领队伍直奔曹汝霖的宅邸赵家楼。不过,到了曹宅之后,大家并没有找到曹汝霖,便将当时正在曹宅做客的另一个卖国贼驻日公使章宗祥痛打了一顿。学生们仍然不解气,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了一桶汽油,泼在小火炉上,顿时大火熊熊,烈焰冲天,五四运动由此达到了最高潮。
以知识喻之众人
　　眼见赵家楼大火骤起,傅斯年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此时,他冷静地做了件聪明事,“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这个举动对学生代表起到了保护作用。
　　果然,这场火引来了滔天大祸。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的同时,北洋政府就采取了行动,在现场抓了32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包括段锡朋、傅斯岩、许德珩、杨振声、江绍源、易克嶷等活跃分子都被北洋政府投入了监狱。
　　至于五四运动的学生总指挥傅斯年,北洋政府并没有寻找到他的踪迹。
　　避风头的傅斯年没有马上回北大,而是当晚才回。第二天,学生会召开临时会议,商量下一步的对策。可就在学生会决定选举临时主席时,意外发生了。一名叫胡霹雳的陕西人冲了上来,往傅斯年的脸上就是一拳,连眼镜都被打飞。傅斯年大怒,晃动高大的身躯一脚便把胡霹雳踢于台下,接着又跃下台阶,骑在胡霹雳的背上照准头部狠狠地抡了几拳,胡霹雳当场就被击晕。后来有人问傅斯年打架取胜的诀窍,傅斯年不无得意地认为靠的是自己肥胖的体积乘以速度,如此结合便能爆发出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
　　也就是这一拳,让傅斯年与五四运动彻底断绝了关系。当然,背后另有隐情,傅斯年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有序的游行来推动变革,而不是武力与暴动,而运动到后面已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对于五四运动,傅斯年认为这场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而且是一场“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从此以后,社会改造的基本萌芽露出了。“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褒扬仅限于思想启蒙的领域。与一些热情讴歌的评论相比,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评论,调子要低得多。
　　退出五四运动的傅斯年,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当中。1919年9月9日傍晚,傅斯年、张国焘等5名北京学生代表,随蒋梦麟到美驻华使馆,欢送退休回美的芮恩施公使。双方交谈时,傅斯年表明自己的志向,“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
　　1919年6月,傅斯年在济南参加山东官费出国留学考试,成绩优异,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们都不主张录取,他们的理由是,傅斯年是《新潮》主编,是五四运动总指挥,是闹事的激烈分子。要是他到了英国或是法国,一言不合,岂不率领一帮弟兄闹事,将两国掀个底朝天?
　　眼见着傅斯年的留学梦即将破灭,北大学长、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科长的陈雪南站了出来,他力排众议,说:“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傅斯年有惊无险,最终过关。出国留学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书陆游《初发夷陵》诗“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相赠,勉励他在学问上豁然开朗、开天辟地。
　　这年冬天,意气风发的傅斯年踏上了驶往欧洲的邮轮,开始了他为期六年的留学生涯。归国后,他先后在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西南联大工作。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病逝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
　　对于傅斯年的一生,或许于右任的挽联是对其功绩最好的总结:“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