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本检方指控多项经济罪名的日产公司前董事长戈恩,2019年底从日本“神秘”逃到黎巴嫩,并指责日本对其进行“政治迫害”。日媒则称,让在日本赫赫有名的戈恩跑掉,是“对日本司法的嘲讽”。这位曾经拯救日产的外籍老总怎么就与日本闹翻的呢?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昱

比《追捕》更离奇的潜逃
　　据日本NHK电视台2019年12月31日报道,戈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将不再在一个受人操纵的日本司法系统中作为人质,那里实行有罪推定、歧视猖獗、基本权利被剥夺,公然无视日本法律以及国际条约”,“我没有逃避正义,我逃避了不公正和政治迫害。我现在终于可以自由地与媒体沟通了,我期待着下周的开始。”看得出,戈恩对日本司法系统充满不信任。
　　2019年3月6日,戈恩以10亿日元(约合6000万元人民币)保释金被保释出狱,当时距离他被捕入狱已超过100天。同年4月4日,戈恩再度被捕,接受审前羁押。4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批准戈恩的保释申请,保释金为5亿日元(约合3000万元人民币)。东京地方法院表示,保释期间,戈恩的行动和通信及其与妻子的联系都将受到严格监视和限制,以防其出逃或销毁证据。
　　根据日产在戈恩被捕后发布的公告,他的违规行为包括在有价证券报告中瞒报报酬金额、为私人目的支出投资资金和为私人目的支出经费等三项内容。东京地方法院认为,戈恩在担任日产董事长期间严重违反信托。此外,他还面临虚报收入、将个人财产损失转移给日产等其他三项指控。
　　但戈恩对日本检方的四项指控均予以否认:“我是无辜的,我否认检方对我的全部指控,我也否认关于‘独裁、专制’等所有的非议和偏见。”戈恩在经由律师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整个事件都是阴谋,数名高层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身的恐惧,在背后捅刀子”。
　　戈恩激烈指责老东家的同时,他究竟是怎样“潜逃”的,也引发了媒体猜测。比如,按黎巴嫩媒体MTV的说法,戈恩在乔装成乐队的黎巴嫩特工帮助下,藏在乐器箱子里逃出位于东京的、被日本警方重重监视的住所,从“不起眼”的机场乘飞机离境。法国《世界报》形容全程堪比“007电影”。不过,黎巴嫩和日本很快驳斥了这一消息,如果该消息属实,黎巴嫩政府派特工“偷运”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将涉嫌严重侵犯日本主权。
　　日媒猜测,戈恩出逃最可信的方式是其持有两本法国护照。此前,戈恩的律师称其有法国、巴西和黎巴嫩的三本护照,且都由律师保管。戈恩被捕后,日本法院没收了这些护照。但1月2日,有消息人士向NHK透露,法国政府出于某种原因向戈恩颁发了第二本护照,戈恩其实有四本护照,而日本法院也清楚这一点,只是2019年5月出于某种需要,戈恩的律师请求日本法院改变保释条件,日本法院转而允许戈恩保留其第二本法国护照,但护照放在一个上锁的箱子里,钥匙同样由其律师团保管。事发后,戈恩的律师坚称没有向其提供护照,因此戈恩究竟如何偷梁换柱,也成了一个谜。
与日产的相爱相杀
　　戈恩与日产相爱相杀的故事也算是一段传奇。
　　20世纪末,创立于1933年的日本汽车业巨头日产公司陷入空前的危机中,从1991年到1999年连续亏损,债务高达2.1万亿日元,市场份额由6.6%下降到不足5%,公司濒临破产。日产的危机是当时日本很多大企业的通病,在“失去的20年”中,这些曾经辉煌的日企都像中了魔咒一般病入膏肓。就在日产最黑暗的时候,戈恩来了。
　　戈恩出生在巴西,6岁时随家人移居黎巴嫩,后来又到了法国生活,在巴黎国立高等矿业学校取得博士学位。1996年,戈恩被法国车企雷诺聘为副总裁,他让雷诺在短短几年内扭亏为盈。1999年,雷诺向负债严重的日产注资,戈恩作为雷诺副总裁出任日产首席运营官。雷诺收购日产后,戈恩带领17人进入日产高层。在素有“成本杀手”之称的戈恩领导下,日产仅用两年时间就扭亏为盈。
　　入主日产第一年,戈恩启动“日产复兴计划”——三年内削减1万亿日元成本,2001年消除经营赤字,2002年销售利润率达到4.5%,公司债务降至7000亿日元以下。改革第二年,日产实现27亿美元盈利,成为全球利润率最高的汽车公司。改革第四年,日产巨额债务已悉数还清。这家老牌车企也重回第一赛道。如今,日产的两大特色——成本控制和电动化技术——几乎都拜戈恩所赐,前者奠定日产的世界格局,后者使日产在汽车能源电动化变道中抢占有利位置。
　　2016年,戈恩还巧妙利用三菱汽车危机,以雷霆手段入场,斥资2373.5亿日元收购三菱34%的股权,并拿到关键的一票否决权。至此,戈恩建立起庞大的汽车联盟。2017年,戈恩的雷诺-日产-三菱帝国以1060.83万辆的销量超过丰田和大众,历史上首次登顶全球第一。
改革的背面是怨恨
　　然而,戈恩的改革在收获感激的同时,也招来了怨恨,为他被捕后在日本遭遇“墙倒众人推”埋下了伏笔。
　　2005年,戈恩出版了《一个成本杀手的管理自白》一书。在书中,他描述了自己是怎样“挽救日产”的。他一上台就将1300家零部件供应商减少到600家左右,公司还在3年内裁员21000人、关闭了5家工厂。这些改革措施几乎每条都触犯了日本企业内部的潜规则。
　　与欧美不同,日本没有强大的、与公司对立的工会组织。企业与职员之间不是博弈关系,而类似中世纪领主与武士之间的“效忠”关系。职员为公司起早贪黑地工作,公司则要以终身雇佣制回报职员。另外,像日产这样的大企业,与零部件供应商的“定向采购”关系十分牢固,一旦解约,这些只给日产供货的零部件商几乎只有破产一条路可走。
　　在这种背景下,戈恩的“改革”造成数千家企业破产、上万员工失业,而在日本的家庭体系下,丈夫失业往往意味着家庭破产。“戈恩的成功是上万个日本普通家庭破碎堆出来的。”有日媒如是直言。
　　在长期的企业管理中,戈恩被认为一贯蔑视日本的本土文化。当被裁员工走投无路时,他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是戈恩庆祝与第二任妻子的结婚时在凡尔赛宫花费上亿美元举行的豪华派对。这对于习惯了只有公司倒闭、老板负债自杀时正式员工才会被解雇的日本人来说,实在无法接受。此外,戈恩为其工作索要巨额薪酬的同时,又拒绝在企业出问题时像日本同行那样鞠躬道歉,他一再声称这种做法“无意义且很愚蠢”。
　　最让日本人无法忍受的,是戈恩近年来开始“吃里扒外”。20年前,当雷诺-日产联盟成立时,日产处于绝对劣势,雷诺控制日产并无不妥。然而,20年来,由于戈恩大刀阔斧地改革,再加上日产员工的工作效率高于法国同行,日产已成长为远强于雷诺的公司。近几年来,雷诺五成以上的利润来自日产,但作为日产最大股东,雷诺对日产有着很大控制权,日产连自身的发展方向也无法决定。因而,与雷诺脱钩的呼声在日产内部越喊越响,戈恩却仍在推进雷诺、日产合并。
　　这种做法难免让他的日本同事寒心。戈恩坚信自己会在审判中遭到日本人“迫害”,虽无法律依据,但也不是毫无道理。戈恩被捕后,日本舆论鲜有人说他的好话,日本人并不感恩这位外来的改革者。从更深层次讲,戈恩与日本之间的相爱相杀,揭示了日本工业持续低迷三十年的原因所在:终身雇佣制、定向采购、企业与员工之间那种特殊关系,这些曾助推日本经济辉煌的要素,如今成了拖累日本企业复兴的包袱。但谁要真的甩掉这些包袱,必将承受排山倒海般的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