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倚萍

　　当人类选择栖居地时,会遇到大自然抛出的难题:沼泽拦路怎么办?洪水泛滥怎么办?土地荒芜贫瘠怎么办?250年前的工程技术发展与今日有云泥之别,但在德国人眼里,要解决这些问题,核心的出发点始终是毋庸置疑的:用各种手段去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生活的便利服务。
　　美国历史学者大卫·布莱克本在《征服自然:水、景观与现代德国的形成》一书中,讲述了这段人与自然的故事。尽管看上去,两者并不对立,但人类要跟大自然争夺生存空间,将不适宜居住、不能满足人类需求的环境改造成理想的样子。至于何谓理想,德国人用行动交出了答卷:开垦草本沼泽和碱沼、排干酸沼、将河道裁弯取直、在河流高峡筑大坝,连带着把那些对人类有威胁的生物驱赶掉。仿佛是为了证明改造后的自然环境的确宜居,政府还一手安排了移民。倘使远观其貌,改造后秩序井然的场景,真是人定胜天的力证了。然而撇开此中人真实的生活状况,这些举措和自然保护主义的呼声是相悖的——保护自然的紧迫感并非源自当代,布莱克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水文的改造使德国人多了一种消遣之途,他们得以游历各地,然而也愈发感觉到,接近于原始的自然环境才是最佳的。这种矛盾或正中自然保护主义者的下怀。不过,声讨对自然的改造亦非本书主旨,布莱克本的态度介于两者之间。
　　诚然,对自然的改造切实解决了一些问题,譬如道路的通畅、耕地的扩大、生活的安全,而作为瘟疫源头的沼泽被治理后,疫病相应减少,这些不应当被忽略。其次,布莱克本指出,被指为破坏环境的行为并非都是不可逆的,若有必要,有些是可以将之复原的,不该过虑。重点在于,如何判断是否有必要复原,抑或为了另外一些诉求继续改造它。站在生态多样性的角度,自然保护主义者呼吁我们保持自然的原貌,不过度地攫取其他物种的栖息地。但事实上,身为地球住民,人类活动和动物活动必有交集,哪怕划清界限,我们仍在通过水、土壤、空气、生物圈影响其他物种的生存状态,很难说清怎样的影响(或行为)是自然保护主义者眼中积极的,怎样的又是消极的。何况,今日的自然界和百年前的自然界、万年前的自然界本就不同,始料未及的结果和自然的选择共同塑造了它的面目。
　　综上,就自然界来说,被改造的意涵应当是中性的。而布莱克本在实质性的“改造自然”背后关注到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征服欲。他发现,在德国人的字典里,“征服自然”与“征服他人”成为了一组近义词,它萌芽于改造环境中的权力运作,对他人活动及生活范围的设定,演变成纳粹人以群分的偏执。欲壑难填,那就向外攫取更多的土地和资源,向内塑造边疆神话,生存空间的划分形同对河道进行的裁弯取直。像自然保护主义者一样,厌恶“非原生”的、“异族”的,所谓的“人种专家”开出了“甄别”证书,在移民潮中,这种筛选分配有了一个环境学的譬喻:过闸。纳粹仍然以自然主义倾向粉饰他们的行为,唤起本国民众的认同感,但“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的残忍”,昭然若揭的用心,无法凭暴力简化。
　　征服应当被正视,尽管现实一波三折。从环境角度而言,不可预期的长期结果令征服胜负未分；从人的角度言,被歪曲的征服对面,公义不会永远喑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