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德国文学的“导游者” 　　作为诗人,他被鲁迅先生称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十四行集》把新诗从浪漫主义经过象征主义推进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成为中国十四行诗的代表作和里程碑；作为学者,他对杜甫的研究卓有成就,一生致力于外国文学的教学、研究和推广,为我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日耳曼学者；作为翻译家,他从事翻译工作近60年,堪称中国德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他,就是冯至先生。日前,世纪文景推出四卷本《冯至译文全集》,这是冯至先生译文首次以全集形式出版,其中包含数种目前市面上已绝版的译作。尽管译著等身,冯至却从不以“翻译家”自称——“我只是德国文学丰饶领域中的‘导游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冯至的里尔克
　　上世纪2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系的冯至加入“浅草社”“沉钟社”,他一面创作一面译诗,迅速在新诗诗坛上崭露头角。与许多浪漫的诗人不同,他的诗作显示出沉思的特性,也获得了诸多赞誉,但他敏感地意识到了抒情中心主义的缺陷。
　　1926年秋,冯至第一次读到德语诗人里尔克的作品——叙事散文诗《旗手》,觉得它“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留学德国时,他便完全沉浸在里尔克的世界中。他开始研读存在主义哲学和德国文学,并向里尔克和歌德学习,思考如何寻找更加深刻而隽永的表达方式。
　　到德国不久,冯至读到里尔克写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一小册书信集,“字字都好似从自己心里流出来,又流回到自己心里”,忍不住读完一封便翻译一封,寄给国内的朋友在报刊上发表,与年轻人一起分享里尔克关于诗和生活的言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赤城地把他介绍给中国青年,我只恨在二十岁上下无人把这样好的东西翻译给我。”
　　译稿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诗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是情感——诗是经验”“诗人最不应该有的是嘲讽的态度”“人到世上来,是艰难而孤单”“人每每为了无谓的喧嚣,忘却生命的根蒂,不能在寂寞中、在对于草木鸟兽的观察中体验一些生的意义,只在人生的表面上永远往下滑过去”……里尔克的话击中了冯至的“要害”,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作品和为人处世的态度。
　　为何在那个时代翻译里尔克,冯至个人的解释是,“青年们现在正陷于错误和混乱之中,我的责任是翻译一些里尔克的作品,好让他们通过里尔克的提示和道路得到启发,拯救自己,以免错误和混乱。”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这个译本,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诗人王家新说:“我们这一代人与里尔克的相遇是通过冯至先生,是与‘冯至的里尔克’相遇。冯至的里尔克也可以说是两个诗歌灵魂的融合。从冯至翻译的里尔克那里,我们真正体会到何谓‘诗歌精神’。”
沉思的诗人
　　从1939年7月起,冯至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讲授德国抒情诗、德国文学史、浮士德、歌德研究及尼采选读。
　　那时日军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每次跑警报,冯至夫妇只带两样:一个是女儿冯姚平,另一个是装着译稿的小皮箱。
　　有段时间,冯至一家人住在昆明东北郊杨家山林场的两间茅屋里。在小茅屋里,他开始翻译《歌德年谱》《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夫人姚可崑则在翻译德国赫尔曼的《楼兰》。
　　为了避免敌机的骚扰,学校把上课的时间安排在晚间和清晨,他常常是傍晚离家进城,第二天早晨下课后上山回家,随身背包里装的是在菜市买的蔬菜和从学校图书馆借的《歌德全集》,还有袖珍本《歌德谈话录》《歌德书信日记选》。
　　冯至此时接触到的歌德,不再是写《少年维特的烦恼》时那个狂飙突进的歌德,而是走入古典主义、对宇宙和人生有了更深刻认识的歌德。对诗歌的研读,也走向了里尔克式的冷静沉思的境界。
　　在昆明的生活是贫困的。冯至夫妇把从国外带回的留声机、照相机甚至结婚礼物都一件件地卖掉,连女儿最喜欢的大象玩具也被送进了旧货店。冯至每天穿一件灰布长袍去学校,回到家赶紧脱下长袍挂起来。他戏改冯延巳《鹊踏枝》句“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说自己的衣着“百孔千疮衣和袜,不知针脚如何下”。
　　而这里,又是冯至“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的地方”。他摆脱了同济附中不愉快的政治环境和繁琐的行政事务,在师生思想活跃、学术气氛浓厚、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西南联大,他认真教课,努力研究,心情十分舒畅。与新老朋友见面,“或畅谈时势,或评骘文坛,既不觉时光流逝,也忘却生活的贫困,相反,却丰富了生活,打开了思路”。
　　昆明时期,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与生活环境唤醒了冯至那沉睡多年的创作意识。1941年1月,冯至进城上课的途中,“望着几架银灰色的飞机在蓝得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触动诗心,信口说出一首诗,回家写在纸上,正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诗,这无疑是受了里尔克《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的启发。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一年时间里共写了27首,表达人世间和自然界相互关联又不断变化的关系,后来这些诗集结成了著名的《十四行集》。
　　关于那段岁月,冯至在散文集《山水》的后记中有提及——“在抗战期中最苦闷的岁月里,多赖那朴质的原野供给我无限的精神粮食,当社会里一般的现象一天一天地趋向腐烂时,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我在它们那里领悟了什么是生长,明白了什么是忍耐。”
　　彼时,冯至已经由上世纪20年代鲁迅所谓的“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转变为散文家李广田所说的“沉思的诗人”:“他默察,他体认,他把他在宇宙人生中所体验出来的印证于日常印象,他看出那真实的诗或哲学于我们所看不到的地方。”
可贵的“自知之明”
　　对外国文学研究和介绍,冯至一直秉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1944年,冯至在报纸上发表《论现在的文学翻译界》,对当时文学界热衷于翻译浪漫主义文学作品,而对像英国的劳伦斯、法国的纪德、德国的卡罗萨这样努力为人类创造新理想的“严肃而寂寞的工作者”视而不见的现象,提出了措辞严肃的批评。他说,翻译和接受一些可以启迪人生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可能是艰难的,他批评“一种民族的惰性:只接受轻易的,拒绝艰难的事物”,认为“文学工作者,无论翻译或创作,都应该对于这个惰性加以砭针”。
　　冯至关注的诗人多具有浓厚的哲学意味和鲜明的现代特征,翻译过歌德、荷尔德林、海涅、尼采、格奥尔格、里尔克、布莱希特等诗人的作品。此外,冯至译文还囊括书信、小说、年谱、散文等多种体裁,如席勒《审美教育书简》、海涅《哈尔茨山游记》等。
　　尽管译著等身,但冯至从不以翻译家自称,也极力否认自己是翻译家。他说:“一般人认为我也是翻译家,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我不是那种掌握熟练翻译技巧的翻译家。跟我的爱好有一定的距离的作品,硬着头皮去翻译,往往是失败的。”
　　冯至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对待翻译,每一个用字都仔细斟酌,在几十年的时光里对每一部译作不断打磨,直到做出最满意的版本。
　　1972年,已过古稀之年的冯至因身体原因从河南干校回到北京。在那动辄得咎的日子里,他开始翻译海涅的长篇政治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原诗中有一个词“Krammetsvogel”,字典上译为学名叫“田鸫”的一种鸟。冯至不满意用这个名称,特地写信请同事到北大生物系询问还有无其他叫法,“最好看一看标本”。同事打听到了这种鸟在我国不同地区六种不同的俗名,冯至选了北京地区“穿叶儿”的俗称。
　　上世纪五十年代,冯至与北大的同事接到任务,要在几十天时间里编出一部《德国文学简史》。在多年教德国文学的讲稿的基础上,他与几位年轻同事合力完成了任务。这部《德国文学简史》后来在高校用了好多年,冯至却一直对这部匆忙中编成的书非常不满意,甚至当成自己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1993年冯至病重住院期间,外文所打算编一本集子为他祝寿,要拍一张他的著作的书影放在集子里。他特别叮嘱女儿:“不准拿《德国文学简史》那本书。”
　　1991年,冯至写过一首名为《自传》的诗: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那些否定
　　到底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对自己的诗和学问,他都觉得平平淡淡,总说:“我有自知之明,我有许多地方不如其他现代诗人、学者,我在他们之中不过是名列‘中等’而已。”
　　1987年冯至去德国接受国际交流中心授予他的艺术奖,行前做名片时,他只同意印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一职,因为这标明了他所在的工作单位,甚至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称谓都是在劝说之下他才同意填上的。在给一位写关于他的文章的作者的信中,他嘱咐那位作者在文章中不要提及他的职务,说“职位没有意义,不必提”。他还在遗嘱中交代,去世后“不举行任何仪式,若有必要通知亲友,名字前不冠以任何头衔”。
　　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冯先生是公认的一面大旗,但他却说:“在德国文学丰饶的领域里,我常常把我比作是一个‘导游者’,我把‘游人们’领进这个区域,在这区域里能有更多发现、更深入了解的,往往不是‘导游者’,而是真诚的‘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