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命中的史景迁 　　2021年12月26日,突然收到友人通过微信发来的消息: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去世。我本能地嘀咕一句:什么?接着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我这几天难以集中精力做事。在脑海的空白状态中,与恩师相处的岁月,如电影镜头一样,一幕一幕地跳出……
　　我开始上史景迁的课,是1995年在耶鲁读硕士的第一年。我于1997年成为他的博士生,一直到2004年拿到教职、2006年拿到博士学位。两年后,他就荣休。应该说,我大致属于他的最后一批弟子了。
　　我到耶鲁大学时,史景迁早已是个传奇,校报上不停地有他的报道,他的本科生大课一直是耶鲁最有人气的课程,动辄四五百人、十几个助教。我当时跑到他的研究生讨论班上旁听了几节课。在自我介绍时,我用别人很难听懂的英文结结巴巴地解释,说自己不是本校学生,是学生家属……史景迁和蔼地建议我去旁听他给本科生上的大课。我当时嘴里蹦不出几个英文字来,情急之中说:“那个太简单。”事后回顾,这句话说得实在不礼貌,甚至很粗鲁,自己都没有听过,怎么能说人家讲得“太简单”?他成为校园传奇,主要就是因为那个大课,那是他用力最多的地方。很多本科生挤不进去,有时为此吵闹到校刊上。他好心好意建议我旁听这种一席难求的课,我劈头就说“太简单”,而且是当众!记得他沉吟了一下,问了一句:“你是否觉得你已经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了?”我也忘了自己嘟囔了一句什么,反正当时我说出来的英语大概自己也听不懂。接下来看到的,就是中文媒体对他的那种经典描述:一张雄狮般的脸,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缝,温暖的英国口音跟着飘过来:“欢迎!”
　　可惜,他的课节奏太快,我的英语不行,坚持不下来。但进入硕士课程后,马上就选了他的课。这次第一堂自我介绍,我说自己是东亚研究的新生。他那笑眯眯的脸转向我:“哈哈,你转正啦!恭喜!”还三言两语告诉全班同学我的事。大家跟着笑起来。这实在是意外的意外:他不仅记得我,而且记着细节!大概是我的无礼能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门课和本科生大课不同。作为研究生的讨论班,它主要是跟进最新的现代中国史研究。阅读材料基本是顶尖学刊刚发表的论文,偶尔有新出版的重要著作章节,主题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明末一直到当代。这些论文和章节都是讨论非常专门的题目,比如浙江某镇十九世纪末的乡绅组织等等,要求学生对十九世纪中国的历史梗概乃至区域文化、经济、地理有个粗线条的了解,否则阅读就有点“找不到北”。第一堂课,教室爆满,我怀疑很多学生是想近距离来看“大神”的。等第一周过去,大约一半人知道这些材料对付不了,就退了,剩下二十人左右。我仗着自己对历史背景比较熟悉,虽然英文障碍依然很大,但上课发言还是相当积极的。
　　整个课程要写三篇读书报告或论文,每篇十页左右,我经常写十五页。头两篇交上去,很快就批改回来,上面从文字修改到旁批密密麻麻,最后写一段评语,对我激奖一番,我很受鼓励。写第三篇时是期末。我另外有两门课,每门都有学期论文,各二十页左右。也就是说,短短时间要写五六十页论文,这显然超出我的承受能力。我决定到史景迁的办公室陈述自己的理由,恳请延期。这是第一次和他一对一谈话。
　　赶到他的办公室时,前面已经有几个同学排队,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是最忙的教授之一,本科生课的学生就有几百人,如果每人谈五分钟会是什么情况?简单的算术就能算明白。等轮到我,我慌慌张张地进去,希望尽快把事情讲清楚,少耽误点他的时间。他则特别放松地打招呼:“薛涌,很高兴在这里见到你。先坐下,我们慢慢聊。看你的背包好重呀,是不是先放下来,这样背着坐在那里多不舒服!”我马上放下背包,直奔主题,说我的第三篇论文实在无法按期完成,我理解他让大家严守截止期的要求……他立刻打断我:“当然了,截止期是针对某些学生,没有截止期他们不会交。你是非常勤奋的,前两篇写得特别好,我学到不少东西,很期待,什么时候写好就什么时候交吧!”
　　我松了口气,事情办完准备告辞,他却没有送客的意思,开始嘘寒问暖,特别问及我初来乍到的适应情况。我忘了当时说了什么,但之后的场景我终生难忘。他坐在我对面的靠背椅上,在背光中如同一座雕像的剪影,两眼闪亮地直视着我:“薛涌,我对你印象深刻,我们终于碰到一起了(We　finally　met)。你在学术上发展很有潜力,我不知道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只是要告诉你:如果你想读博士课程的话,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到任何地方,我都是你坚定的支持者。”
　　这话一下子把我雷蒙了,心里暗暗嘀咕:“什么?”本能的反应,是自己的英语听力是否靠得住。我不知道他是否注意到我的恍惚,他又把类似的话重复一遍,这下子我才敢继续问:“那么,我可以读您的博士?”“当然,太欢迎了。你希望去别的地方也可以呀,反正我都会支持你。”狂喜之余,我进一步问:“我如果申请您的博士,需要考托福和GRE吗?您知道,我英语不好,现在很挣扎,对这些考试也没有信心。”他马上说:“你没有必要为那些考试浪费时间,你在这里的学术表现更能说明问题。我相信我们对你有足够的了解,期待着你的申请。”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薛涌,我正在看系里的申请材料,怎么找不到你的申请信?你不是说要申请吗?出了什么差错?”我这才意识到,一定是我的口语乱七八糟,有些话没有交代清楚,引起误会,于是解释说:“我的英语太差了,马上读博士没有信心……换句话说,我应该来年申请,不是今年申请。”他马上表示理解,说等着我下一年申请。
　　当时我在生活和学业中都相当挣扎,待人接物也缺乏自信,而恩师说“we　finally　met”时看着我的那道坚定的目光,是我强劲的精神支柱。其实我的硕士课程第二学年并不顺利,有一门课上得很糟糕,也并非全是学术原因。我一度相当抑郁。他则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我吐槽,也打过电话来宽慰我。
　　从那时起,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每个重要节日,他必把我和妻子庄玮(后来还有小女存存)接到家里一起过。在我们住在纽黑文的后面七年中,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没有车,有时是很多同学的大聚会,可以搭同学的车,但有时就我们一家客人,史景迁亲自接送。这也使我们和他的家人成为好友,特别是他的夫人安平和女儿Meimei。按说应该叫安平师母,但她总是表现出口无遮拦的高中生气质,我们也习惯于平辈人之间打趣,“师母”二字从来叫不出口。
　　中文媒体经常形容史景迁如古希腊的雕像。他在古雅的耶鲁校园里,确实如行走中的古希腊雕像,风姿出众,很多人视之为“大神”。就是这么一位文化偶像,其实是非常容易接近的人。他对很多人,无论是我们这种落魄死拼的留学生,还是清洁工,都有一种真诚的个人层面的关注。他会聆听每个人的故事,并倾注他的生命。无论是食堂的师傅、清洁工、办公室秘书,他见了,总是用那张眼睛眯成一条缝的“狮子脸”相迎,笑容如同拥抱一般温暖。跟他打招呼的人,也无不眉开眼笑。他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偶尔停下来简单问候一些细节。我跑其他系的办公室,接触的文秘人员比较多。那些秘书们知道我是史景迁的学生后会说:he　is　everyone’s　sweetheart(他是每个人的心上人)。
　　史景迁的学术在中国学界争议很大。作为弟子,我谨守老师的做人风范,哪怕在从事学术研究之时,也对这些争议不置一词,遑论我现在已经自外于学术圈了。但是,不管自己选择什么样的事业,史景迁的影响印刻在我的生命之中。
　　参加过史景迁研究生讨论班的同学都知道,这个课和他的本科生大课以及他书中那种精心营构的叙述,形成了鲜明对照。很多同学感到困难的地方是,除了时代顺序外,没有什么结构框架的安排,就是读现代中国史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发表了什么就读什么。他在这个领域早已著作等身,但在课上从来没有提及自己的著作,也不正面讲个人的观点,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讨论最新论文和新著章节。研究生讨论班上的阅读材料,有不少相当“社科化”,很多是毫无故事性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他的领域似乎也不直接相关。但是,他讨论这些新研究成果,包括那些技术性极强、故事性全无的课题,不管是人口方面还是农业种植方面,总是充满热情。他每年开这种讨论班,阅读材料都会根据最新学术进展更新。我猜想,他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和大家一起不停地学习新知识。
　　这里涉及他著名的教科书《追寻现代中国》。国内有学者当面对我说:“你导师的这本名著,什么观点也没有,缺乏原创!”这里的是非,还是让学界讨论,我只是提供点个人观点。如果你上过他的研究生讨论班,大概会对《追寻现代中国》有另样的理解。有位美国同行曾经向我感慨:“我们学科的发展太快了,每年新著和论文不断,实在跟不上。难以理解史景迁是怎么跟上的!”我因为教现代中国史,也面临着选择教科书的问题。从来都有两种形式的教科书,一种是观点型,一种是综述型。前者,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在这种著作中,历史叙述就是表述作者观点的工具,注重个人的“原创性”。后者,则如同《追寻现代中国》,和很多西方通行的教科书类似,把综合学术界的成果视为基本使命。为此,作者往往需要控制个人观点的表达,以免个人观点成为个人偏见。我选择《追寻现代中国》的理由非常简单:符合西方学术和教育的基本规范。大学教科书中有几本相当有名的,都是以公正地展示学界的整体研究成果为使命。教科书不是表达作者观点、立场或原创性的平台,而是一种公共服务。
　　史景迁把自己当成中国文化一个谦卑的学生,非常敬重同行的工作。我无法想象,他会自以为对现代中国史有什么高屋建瓴、一以贯之的“原创”看法,或他哪方面的思想无人企及。他从来不试图构建什么大框架,而是认为学术界的集体努力正一点一点深化我们对现代中国史的理解。
　　写教材的职责,是准确、简约、清晰地把学术界集体努力所达到的认知水平反映出来,而未必是自己怎么独具慧眼、洞悉历史的奥秘。现代学术的分工已经到了如此细致的地步,每一个个人,不管是什么奇才,也只能把握这种宏大历史过程的一个小片断而已。自己的观点太强,反而会扭曲这种综述。所以,《追寻现代中国》反映的更多是西方学术界的专业精神和成果,而非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才子气。
　　很多出版社把新著给史景迁寄来,有的是希望他写书评,有的也许就是希望他在封底写一两句评价当广告词。有次吃饭时无意谈起这些应付不过来的事情,他冒出一句:“一本书不彻底读完,我从来不敢乱说一句话。”当时我听了心里一惊,因为我就对很多书说了很多话,却未必读完。
　　史景迁在《纽约书评》及《纽约时报书评》上相当活跃,这也是美国知识圈的核心平台。那里的编辑碰到和中国相关的新书,往往首先想到找他。有一次,有位中国学术明星的著作出了英文版,好像是《纽约书评》找他写评论。他细致地读完,有很多困惑之处,于是就和安平约我们夫妇到当地一家餐馆吃饭,摆出一副“讨教”的架势,主要话题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氛围。我当时出国已经几年,略感隔膜,但尽自己的所知所能,和他分享一些看法。我们整整谈了一晚上,所以我也很好奇他最终会写出什么样的评论。两个月后,我问他文章写了没有。他告诉我,他虽然进行了一些研究,也感谢我和他分享了这么多,但感到自己缺乏足够的知识来讨论这个问题,故而谢绝了稿约。
　　2008年左右我决定中断自己的学术研究,专心写作,后又转向网络教育。史景迁就是在2008年退休。我赶回去参加他的退休庆典,他见到我依然嘘寒问暖,但我对自己的决定难以启齿。我觉得,他对我在学术上有所期望,至少认为我是非常专心于学术的。我不想在大家庆祝他一生的学术生涯时给他这么一个意外。
　　日后我也没再回过纽黑文。他退休的第二年,我就隐居远郊山间,在这种“乃不知有汉”的状态中,全然不知史景迁患帕金森症几年。妻子庄玮没少督促过我:“是否哪天在纽黑文过一晚上,看看史景迁和安平?”我每每点头,但总是推到下一次,然后就赶上了疫情。
　　这么拖延,总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惭愧。我当然相信,跟导师说明白自己的境况,他不仅不会介意,而且会给我很多鼓励。他那种对个人的尊重、那种“共情”能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只是我总觉得要干出点拿得出手的事情后再去。另外,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一直体型挺拔、精力充沛,看上去非常健康。我从来没把他看成老人,觉得他一直会在那里,会对我那么有耐心,我也会哪天去跟他“吹牛”,甚至连吹什么都想好了。就在2021年12月23日,我们还刚刚给他和安平写了封信,问他是否在写新著。没想到,几天后他就离去。
　　这几天失魂落魄,除了书写脑子里蹦出的这些画面外,就是通过网络地图去看他家的院子。在纽黑文这么多年,穷得买不起机票,多年不回家,那里就是我们的家!然而,在哀伤中,渐渐地总能生出一种欣悦。他那张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的“狮子脸“,总是让我们在最沉重的时刻走出阴郁。他这一生,从来都沉浸在自己最为挚爱的事业中。他和安平,一直如同热恋中的高中生情侣。有时想想,上天真应该给他再长一点时间,来享受如此灿烂的生命。但是,这种生命之灿烂,是无法用时间衡量的。这种灿烂,有着如此之大的传染力,乃至已经镶嵌到我们这些学生的生命之中,会伴随着我们走到自己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