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谁会有那么大的气魄? ——寻找“夏文化”与二里头遗址的发掘 　　夏,是中国信史所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在先秦《诗经》、西汉《史记》等诸多典籍中位列“三代”之首。但是,在考古研究领域,由于尚缺少内证性文字材料,夏朝长期未被学界完全认可。那么,夏朝到底在哪?

　　□崔赫翾

寻找“夏墟”
　　1927年,徐旭生担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第一次以平等姿态与外国科学家一起进行科学考察活动。
　　哲学专业出身的徐旭生是一位秉承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信念的社会活动家。他与留法好友李宗侗一起主办《猛进》杂志,与鲁迅在思想与文化领域并肩作战,甚至为了保护游行的学生,被段祺瑞政府的武装警察打掉了两颗门牙……
　　这次考古,徐旭生发誓让中国不再出现第二个斯坦因,而结果确也不负众望——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大批珍贵文物任外国人随意拿走的屈辱历史。
　　长达8年的科考收获颇丰,也有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徐旭生给时任外方团长的斯文·赫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成就到了他国内文明的最高点,普遍地通达他祖国的历史、文学和哲学,此外对于西洋生活和思想也不只是皮毛的认识。”
　　1939年春,徐旭生随躲避战乱南迁的北平研究院来到云南,开始专心研究中国传说时代的古史。古史研究工程浩大,并不是徐旭生突然的决定。早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史学界即受西方科学影响,意欲对古史材料进行重新估价。疑古派以《古史辨》为大本营,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论”的观点,推翻了“三皇五帝”在中国古史中的地位,引起了学界大讨论。
　　这也引起了徐旭生的关注,只是碍于当时工作繁忙、暂时搁置。直到来到云南,徐旭生终于腾出时间对“我国古史上的传说材料予以通盘的整理”,最终完成巨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本书的首章就是“我们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矛头直指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
　　进入上世纪50年代,徐旭生的一大愿望就是寻找“夏墟”。此前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证实了商代的存在,当商成为信史,对夏的探索便成为摆在中国考古学者面前的一大课题。
　　1959年夏,徐旭生率队从北京前往豫西一带寻找“夏墟”。彼时71岁的徐旭生每天步行20多公里,靠红薯、馍馍充饥。路遇大雨,他便脱鞋光脚步行在泥泞路上。
　　自伊洛合流处向西,沿洛河上溯大约5公里,洛河南岸的平畴沃野上散落着洛阳市偃师区翟镇镇圪当头村、二里头村、四角楼村等村落。当徐旭生到达偃师二里头村时,发现挖鱼塘的村民挖出了大量陶片。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往西走一二十里,未见古代陶片。过洛河南,渐见陶片。至二里头村饮水。”在这些陶片中,“殷(商)代早期极多”。徐旭生推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遗址。
　　一个月的考察结束时,徐旭生带领团队发现20余处遗址。回北京后,徐旭生写下《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察成果引发学界关注,此前朴素的村庄二里头也因此成为考古史上的“二里头遗址”。
　　此时徐旭生认为二里头属于商代早期,并未认定二里头遗址为“夏墟”,但他的田野考古为夏文化探源拉开了序幕。
“是都邑啊!”
　　徐旭生发现二里头遗址后,时任洛阳发掘队队长赵芝荃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处重量级遗址。他当即请求发掘,很快获批。不久,考古人员在偃师县西南约8公里处的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两处,基址间距150米。
　　1961年,赵芝荃作为二里头首任领队,开始发掘1号宫殿基址。一号宫殿平面略成正方形,东北处向内凹进了一个角；东西长约107米,南北宽约99米,面积约10000平方米。开始发掘时,不仅要一手铲一手铲地取土,还要在土中找土,找夯土、柱子洞、木骨柱墙等。
　　这一挖就是两年。有时候,考古并不是努力就会看到回报。一直以来的挖掘并没有成果,赵芝荃说,“年终我向全所汇报工作时也觉得很难为情。”直到后来挖到一定面积去掉隔梁以后,一大排整齐的柱子洞全部露出来了,大家这才感到由衷的高兴。从斜坡台阶到每个柱洞分布的状态,配合古籍记载,可以大致还原出宫室模样。
　　赵芝荃主持发掘的一号宫殿是一座建立于大型夯土台基之上的复合型建筑,台基面大体平整,高出当时地面0.8米,东、南、西三面的台基折棱处呈缓坡状,表面有路土层,有的铺上一层料石面。在台基上仍保留有密集的柱洞、柱基槽、木骨墙基和主体殿堂的下部夯土基座。在台基中部偏北处有一座主体殿堂建筑,坐落在高出周围台基面的长方形基座上。主体殿堂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总面积为900平方米。它是一座面阔8间,进深3间的双开间建筑。
　　令人吃惊的是,一号宫殿的整个夯土土方总量达2万立方米以上。1号宫殿遗址夯土的土方总量达2万立方米以上,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也需要20万个劳动日,再加上设计、测量、取土、运土、垫石、筑墙、盖房等多种工序和后勤、管理等环节,是一项规模异常宏大的工程。
　　赵芝荃认为,在“三千多年以前,只有王都才会有那么大的气魄。它就是夏王朝晚期的都邑。”
　　1977年,夏鼐先生首提“二里头文化”的命名,并被学界普遍接受。大多数学者肯定了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代文化,寻找夏文化就应当从这个时期和其前后去发掘和研究。　　
硕果20年
　　1999年,距离发现遗址恰好过去了40年。这40年中,二里头工作队搜集和梳理大量考古资料,建立起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分期框架,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演变序列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奠定了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
　　与此同时,一号、二号宫殿基址等大型宫室建筑,能够生产高精尖青铜礼器的铸铜作坊,以及出土青铜、玉石和漆质礼器的贵族墓葬等高等级遗存的发现,确立了二里头都邑及其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文明形成研究中的重要历史地位。
　　同年,许宏被调入二里头遗址主持考古调查工作,是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担任队长后,许宏将新一轮田野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探索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结构布局上。这一思路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关。攻读博士学位时,许宏师从城市考古专家徐苹芳,研究方向是城市考古,读博期间许宏就把从仰韶到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上千座城址都过了一遍。而此时,二里头遗址无疑是施展许宏专业的极佳平台。
　　到了二里头,许宏白天忙着钻探发掘,其余时间翻检前辈留下的勘探发掘记录册。他发现1976年钻探发现2号宫殿基址的同时,在其东侧钻探出一条南北向大道,已追探出200余米,后因冬季麦田浇水而中止。“那一刻,我非常兴奋,预感到这条大道是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许宏回忆说。
　　顺着这条线索,考古队找到了纵贯遗址中心区的两条大道,一条东西走向、一条南北走向,垂直交叉形成了十字路口。
　　中国第一个主干道上的“大十字路口”,就这样找到了。
　　此后,考古队员又勘探出4条大道,每条道路宽10-20米。至此,遗址中心区呈“九宫格”式布局,城市道路呈“井”字形分布,“九宫格”及“井”字形道路把遗址划分出多个网格区域。宫殿建筑群、作坊、祭祀区等已发现的遗迹划分在不同区域内。
　　中心区“井”字形主干道路体现的严谨、有序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社会结构分明、等级明显,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这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许宏说:“二里头遗址井字形大道比殷墟道路网早了500年左右,这也就把承载着城市布局规划、功能分区等功能的道路网历史向前提了500年。”他担任队长的20年,是二里头遗址考古取得最丰硕成果的时期。考古队先后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等,包括震惊世人的“超级国宝”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也是在这一时期发现的。
先民的生活
　　“井”字形主干道,并不是二里头的全部,二里头考古接力也在继续。
　　2021年以来,考古人员陆续发掘了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并发现宫城西侧道路夯土墙向北延伸200余米,据此推测,在已知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这意味着二里头可能由更多“网格”组成。
　　网格代表了一种规整与刻意的营造。“如果说陶寺和新砦等前二里头时代的都邑建设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那么自二里头宫城始,‘建中立极’‘明贵贱,辨等列’这套统治者用来‘御人’的营国制度逐渐大行其道。”许宏说。
　　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的第四代队长赵海涛说,二里头都邑以道路和墙垣规划为多个方正、规整的功能区,形成“多网格式”宏大格局,确立了都邑规划布局的基础框架: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重要遗存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这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都城规划特点。　　
　　在充满先民智慧的选址上,一个气象万千的国家形象像画卷徐徐展开:城内是两组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宫室建筑群,由宫城围墙包围着。双轮车奔驰于井字形大道上,宫殿区南边,铸铜作坊内炉火飞溅,由手持青铜兵器的士兵护卫着。这里炉火冲天,里面放满了陶范、石范、矿石、铅片等物品,此时工人们已掌握多范合铸工艺以及高超的镶嵌技术。
　　绿松石加工也是二里头时期的一类重要手工业活动。制陶是都邑中重要的手工业门类,陶爵甚至已实现专业化生产。不过与官营的青铜器作坊不同,不少制陶作坊以家庭或家族为基本单元,且有独立矿料来源。这些陶器也许曾在民间交易过。　　
　　二里头有多繁华?有学者推测,二里头遗址繁盛时期人口有6200户以上,总数在3.1万人以上,也有学者推测为2万-2.8万人。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人口一般不超过1000人。二里头的城市规模可谓首屈一指。
还有多少秘密
　　在二里头文化出现前,中华大地上曾出现过许多璀璨的文化,比如晋南的陶寺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那是一个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
　　随后,一些聚落受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人口增加、实力增强,打破了原本各聚落之间的平等关系,一些实力较弱的聚落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服从、隶属于实力较强的聚落。由此,松散聚落群逐渐成为统一的实体,不同实体之间再次整合,形成一个个古国。
　　其中,良渚或许曾是最有希望“进化”为文明国家的。不过,良渚文化在文明化进程的最后阶段也因某种原因急转直下,快速凋零。
　　二里头则脱颖而出,其四周还分布若干区域性文化单元。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与这些区域性文化单元均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交流。晋南地区原本是陶寺文化的分布地域,也在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下出现了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在陕西的关中东部,同样出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在南方地区的拓展,不仅波及鄂东北地区,甚至抵达长江岸边的湖北黄陂盘龙城。这样的广域文化分布,为此后商代“邦畿千里”“四方之极”的文化分布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认为,二里头“顺利完成从古国到王国的进化,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一体的王朝’。这意味着,二里头文化是对‘古国时代’的总结,也是‘王国时代’的发端。”
　　二里头究竟还有多少秘密?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四代考古队长用了63年只发掘了总面积的1.7%。按照赵海涛的计算,以目前发掘速度看,二里头遗址全部发掘完成,需要数千年。
　　　　　　　　据“瞭望智库”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