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
近年史蒂芬·霍金主张人类不应该主动与外星文明交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可以视为上述悲观的、反科学主义纲领的新表现。而克拉克在他的作品中,则坚信外星文明是仁慈友好的,人类应该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那样投入外星文明的怀抱。这样看来,克拉克确实是那个科学主义旧传统“最后的大师”。
2008年阿瑟·克拉克逝世时,他被称为“最后的科幻大师”、“科幻文学黄金时代最后一位大师”,他的逝世被视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为他送行的是一片颂扬之声。
克拉克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小说《2001太空漫游》,以及另外三部一直写到1997年才结束的续篇《2010太空漫游》、《2061太空漫游》、《3001太空漫游》(他自己认为不是续篇,而是“变奏”)。但这四部《太空漫游》的名声,很大程度上是拜库布里克导演的同名科幻影片《2001太空漫游》之赐。
也有人将《太空漫游》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相提并论,这倒是一个颇有创意的比较——这两部小说表现了科幻的两个传统(或者说纲领)。
虽然克拉克的《太空漫游》比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写于1948年)创作得晚,但克拉克表现的却是科幻中的一个旧传统。这个传统中最被中国读者熟悉的,是19世纪下半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这些作品呼唤、赞美科学技术,为科学技术向我们许诺的美好未来吟唱颂歌。这个传统标榜“硬科幻”——以有很多科学技术的细节为荣,更以能够预言某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荣。这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传统。
另一个传统,其实早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那是一个悲观的传统,着重反思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负面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它就是反乌托邦、反科学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中有许多“软科幻”作品,因为这个传统并不以科学技术细节之多为荣。奥威尔、迪克、克莱顿,甚至丹·布朗,都是后一个传统中的重要作家。
克拉克的作品,基本上一直停留在旧的科学主义传统中。他自己也以此为荣。
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在《太空漫游》四部曲中很容易找到。在前后写了30年的《太空漫游》四部曲中,他写过许多篇序、后记、题记之类的文字,在这些文字中,他反复提到自己小说中某些与后来航天事业吻合的细节,深以为荣。这些细节,归纳起来其实也就是三件琐事:一、飞船阿波罗十三号出故障时宇航员向地面报告的语句,与他小说类似情节中的语句非常相近；二、通讯卫星“棕榈棚B2”发射失误的情节,与他小说中的某处情节类似；三、电影《2001太空漫游》里木星的一连串画面,与航海家号宇宙飞船所拍摄的画面“其相似之处令人拍案叫绝”。
对外星文明持何种态度,也往往可以视为上述两个传统的试金石。那个陈旧的、乐观的科学主义传统,更愿意相信外星文明是仁慈友好的——尽管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在悲观的、反科学主义的纲领下,则对外星文明表现出更多的警惕性和防范心理,认为出于资源争夺的基本原则,外星文明更可能是侵略性或恶意的。对待外星文明的这两种态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近年史蒂芬·霍金主张人类不应该主动与外星文明交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可以视为上述悲观的、反科学主义纲领的新表现。而克拉克在他的作品中,则坚信外星文明是仁慈友好的,人类应该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那样投入外星文明的怀抱。
这样看来,克拉克确实是那个科学主义旧传统“最后的大师”。
因为早在他写作《太空漫游》之前的年代,世界各国的绝大部分科幻作家,都已经告别了克拉克所表现的科学主义旧传统,或者说抛弃了克拉克所采用的旧纲领。库布里克的影片《2001太空漫游》,虽然是和克拉克的小说同时创作的,但这两者并未相互成为对方的翻版。从影片看,也不像旧传统的产物。即使是被旧传统束缚了很久的中国科幻创作,也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了与国际潮流的接轨。
也许有人会说:这两种传统或纲领有什么高下之分?你凭什么厚此薄彼?
在所谓的“科幻文学黄金时代”,这样问或许能显得相当雄辩,但是到了今天,情形已经完全不同。今天的科学技术已经是脱缰的野马,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早已不是担心它发展得太慢,而是担心它发展得太快,担心它会失控。今天的科学技术,早已不需要《太空漫游》所表现的科学主义传统来呼唤,却迫切需要《一九八四》所表现的反乌托邦、反科学主义传统来反思。
所以,如果我们非要找出一个“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话,这个时代也不能找克拉克来做它的代表。
(本文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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