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松浦讲稿之六】
□张炜
谈诗,最好能超越对诗的一般化的理解。我们有时候说“作品诗性很强”,或什么东西“很有诗意”、“像诗一样”,往往把诗给扭曲了、简化了,以为所谓的诗无非就是那些慷慨激昂的句子、漂亮的句子、很唯美很巧妙的表达——这或许也属于诗的一部分,但诗往往不是这个、不止这个,它还有更多的、更本质的一些方面。比如我们可以说,诗是特异的思维所能抵达的一切方面,是一种极致化的表达,是沿着生命的一切方向、一切可能的极致化的表达。它除了明丽,还有幽暗、黑暗,这都是诗的表达。它是无所不至的,是最偶然也是最遥远的一次心灵的投掷。
从这个意义上讲,年轻人更敏感,有时候灵光一闪就是诗。老年人写出好诗的几率可能就小——但是不要忘了,它既是生命中最遥远的一次爆发和投掷,那么也同样需要更多的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那样岂不是可以投掷得更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大诗人更应该是年老的人。
艾略特年纪很大了还在写很好的诗。哈代晚年才更是一个诗人。
大诗人的标志,往往是能让饱满的创造力贯穿一生。那些很有特色的、早熟的、灵慧的、呈现非常之态的,都是特异的天才。他们在少年、青年时期,就完成了一生的写作。然而最伟大的诗人当中也有大器晚成的,由于他一生都在写作,才有了这样的收获。真正意义上的大师,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写诗,都是一生的劳动之和。他将饱满地呈现出整个生命的河流。
对于诗的渴求、志向是一回事,能否抵达又是一回事,但是把心放在那个高处就好。
讲一个故事。高尔基是当年苏联文学的泰斗,跨越新旧时代的传奇人物,走到哪儿都是被人拥围。他操办了苏联的作家协会,又是文学创作第一人,威望大得不得了。他主要是写小说,但是深深爱诗。我们可能都没有看到过高尔基的诗,只看过他的一个故事,这与诗有关。原来这个老头子在家里写了好多的诗,只是不好意思拿给人看。有一次忍不住,就交给当年正在诗坛走红的马雅可夫斯基,就是那个写阶梯诗的、很狂妄的诗人,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看着看着,就忘了面前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物,竟然气不打一处来,斥责说,这个句子怎么能这样写?这写的是什么东西!不行不行!话说得不留余地,批评得毫不留情。
马雅可夫斯基说着,对方一点声音都没有,抬头一看,这才发现高尔基正用大拇指抹着眼泪。老人呜呜地哭了,绝望了。这是羞愧的眼泪、绝望的眼泪,是“命里八尺,难求一丈”的眼泪。
我们觉得高尔基哭得那么可爱,感受到一个大师在文学和艺术面前的那种谦卑、对诗的那种热爱。这样的老人可以不向强权低头,但在诗的面前,在文学面前,却非常谦卑。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也很了不起,他在诗面前可以忘记一切,可以训斥泰斗。而高尔基像小孩子一样呜呜地哭泣,多么可爱。
在越来越走向实用主义、物质主义的时世,诗在文学版图上已经不是中心,而是处于了边缘的边缘,这真是一个大不幸。真正的诗人只好忧愤和孤傲。
其实诗才是文学的核心。好诗不多,并不代表诗的地位低下,这不需要诗去负责。好的小说家也不会风行于世,因为他们早就不再满足于编织一个破破烂烂的故事了。从文学的本质上讲,小说是居后的。直到现代小说边界的不断扩大,一切才稍有改观。现代小说的边界是橡皮做成的,不是木头,而且是弹性特别好的天然胶,可以大幅度地往外撑,越撑越大,里面包含了许多许多。但是严格地讲,就其固有的属性来讲,小说在品质上仍然是低于诗的。
打开中国古代文学史,士大夫们,几乎所有像模像样的人物从来不写小说。苏东坡如果写起小说来,皇帝如果写起小说来,面子上恐怕过不去。但他们一定要写诗。这是中国高雅的纯文学传统。
有人说中国高雅的叙事文学没有源头,这是一个误解。中国纯文学小说要继承,不能光继承一本《红楼梦》,也不能去继承话本,什么《响马传》、《封神榜》之类,这当然不行。于是中国现代小说就一头栽到了西方,从结构到气息,全是学了这一套。所以它仍然走不远。因为文学无论如何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的传统上,要找到一个渊源。
那么中国小说如何继承?当然要从中国的诗和散文,特别是《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样的瑰丽之中去寻找源头。它们的核心仍然是诗。
从文学研究到文学写作,可能会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但这不是通俗化和庸俗化的过程。一下又回到通俗演义章回话本那里去,更是危险,那将脱离纯粹的文学品质——这样说不是完全否定通俗作品的价值,而是在谈文学的分类和方向。
与文学一样处境的是中医。现在中医处于尴尬的局面,在一切求快并且实用主义盛行的时期,谁还愿意理解深奥曲折的中医?即便是操弄中医者,也有不少将中药当成西药来用。中医给搞成了一个怪胎。
好的西医也特别需要,问题是中西医的蹩脚结合,会毁掉许多发展和发现的可能性。有一位老中医在谈自己的治学经验时谈了一番话,让人听了一直难忘。他说自己以前跟上一位名老中医为徒,出徒后一度非常顺利,不知治好了多少疑难杂症。可是后来上级号召“中西医结合”,让他又学习了许多年的西医,结果从那时开始,他的中医技能就一落千丈,几乎给人治不好病了。再后来他痛下决心,彻底忘记西医,这才又重新成了一名好中医。
这里是不同的体系、不同的思维方法,是走哪条道路的问题。如果走西方的、理性把握的科学体系,也非常好。怕的是二者的混淆裹缠,思维不清以至于彻底糊涂起来,那就麻烦大了。
也许是我们孤陋寡闻,现在几乎没听说谁还用中国的方法做当代文学研究。这种学术方法也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
传说古代刽子手走到街上,出于职业习惯,总要盯着看人家的脖子。这和某些西式研究者看到一部作品的样子是一样的:要找下刀的地方,因为他已经掌握了一套固定的刀法。可是这一刀下去,作品也就完了。
问题是,不少人在运用西方文艺理论时,其实也只是惟妙惟肖地学来了别人的操作表情,而并没有学来真正的精髓。
我们如果暂时把西方这把宝刀锁起来,束之高阁,改用东方的针灸,或者什么膏丸丹散之类,可能也有必要。在东方出现一批文学西医未必是坏事,但如果全是西医,直接废掉中医,就不祥了。像龙口这个地方还有中医院,文学界怎么就不能有一个中医院?
这可能也是时代的期待、族群的期待。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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