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很少有国家能够长年保持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欧美国家在二战之后的“黄金发展周期”之后,也纷纷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经济滞胀”期；日本在实现经济崛起之后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对此,经济学家奥尔森认为,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一定会在国内形成一些分利集团,它们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获得了雄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越来越专注于既有财富的分配而不再是新财富的创造,其主要表现就是日益丧失了技术革新的动力,而是致力于通过游说或直接操纵权力部门来提高新进入者门槛,以获得垄断性收益,从而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阻力。
在我国,无论是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抑或是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这几个经济增长黄金期都是国家落后压力之下举国上下奋发图强的产物。不过,令人忧虑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快速跃进到世界第二,以及西方领先国家先后遭遇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中国社会开始弥漫一股骄奢之气。不少精英人士沉迷于“中国崛起”的奇迹,陶醉于“中国模式”的优越,自省和批判能力、审慎和忧患意识都开始退却。
当然,国际竞争压力所带来的奋发精神,仍然是中国社会上下的主旋律。除此之外,推动中国继续未竟改革之路的另外一个动力就是不断演进的代际更替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在政治退出制度还未有效建立之前,退休制度所带来的人员更替确保了不断会有新思想、新倡议涌上政治前台,从而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政治活力、防止了政治衰朽。不过,目前隐约出现了与代际更替、人员流动相反的趋势,那就是阶层固化所导致的上下流动的通道日益逼仄,它可能导致社会结构的僵化。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考察时指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智慧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深刻认识。
中国改革的第三个动力来自弱势群体借助新技术手段要求进行利益调整。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之下,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广大“失败者”缺乏组织化的手段来集中、有序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成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源。新媒体手段放大了弱势群体的声音,增强了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抗衡的筹码。而一度“沉默”的社会力量一旦被新的技术手段所动员起来,就会形成强大的破旧潮流,聪明的改革者也会顺势借助这股力量,进行新的制度设计以调整利益分配,进而打破既有利益格局。(摘自《学习时报》,作者李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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