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王春南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有一部很著名的著作《读通鉴论》。此书洋洋60多万言,评论的历史人物,粗粗数了一下,多达近百人。其中苏轼被提到的次数最多,有十多次,而且都是差评。
司马光《资治通鉴》写到五代,不可能提及北宋的苏轼。王夫之著《读通鉴论》,提到苏轼也无妨,稍带一下就行了,似用不着不厌其烦地评说。看来他对于苏东坡其人,有一肚子话要说。
王夫之对苏轼的从政生涯下了四个字评语:“擅权纷乱”。他说,西汉周勃、灌婴诽谤贾谊,说他“擅权纷乱”,这四个字,安在贾谊头上是诬蔑,用来评说苏轼却是平允、恰当的。周勃等人攻击贾谊的话见于《史记》,原话是,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诚然,不能给贾谊扣“擅权纷乱”的帽子,但给苏轼就能扣了吗?擅权者,专权、揽权也。一部“二十五史”,写到的擅权的宰相或权位相当于宰相的人以及外戚、宦官等,真是数不胜数,却没有读到过曾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的苏轼专权、揽权之史实。《宋史》对苏轼的从政经历就不是这么评价,书中赞扬了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就是说,《宋史》是用“政事精明”四个字来概括苏轼的宦海生涯的。
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苏轼是值得敬重的才士。王夫之不这么看,他鄙薄苏轼的为人。他说,苏轼与唐朝的元稹、白居易以及其弟苏辙,都是“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撇开其他人,单说苏轼。固然他喜欢饮酒吃肉,但他是有节制的。他在《东坡志林》中说:从今天开始,吃饭不超过一杯酒、一碗肉。有贵客来,三杯酒、三碗肉,只能减不能增。有人请我吃饭,我预先告诉这个标准,如超标,我就不赴宴。再说,苏轼饮酒吃肉不是吃公款——在宋代,用公款吃喝是犯法的事。所以,苏轼因酒肉而丧志的事是没有的。至于说苏轼因游玩而放纵自己的感情,因讲究穿着打扮、收藏珍宝、沉醉书画而丧失操守,那也都是没有的事。
王夫之认为苏轼倡导“邪说”,他的《谏臣论》这类文章抹杀了君臣之义,混淆了忠奸之别,但我查《苏东坡全集》,没有收《谏臣论》,似苏轼没有写过此文。我拿不准,特意请教南京师范大学原文学院院长何永康教授,他查了东坡全集,也没有找到《谏臣论》。他又请文学院古文献专业的一位老师查一查,回答是:“船山所论,应为韩愈《诤臣论》,非苏轼,亦非名《谏臣论》,故苏集中无是。”王夫之凭印象批评苏轼,把韩愈的《诤臣论》误作了苏轼的作品,又误《诤臣论》为《谏臣论》。印象有时是靠不住的。
苏轼提携秦观,王夫之很不满。他说,苏轼将秦观等人提拔到重要位置,其害更甚于王安石,因为秦观等人都是放纵不受约束的人。苏轼在徐州任职时,秦观拿了一篇自己撰写的《黄楼赋》去见他,苏轼认为秦观有屈原、宋玉之才,特向王安石推荐。王安石也认为秦观的诗“清新似鲍(照)谢(灵运)”。看来不是苏轼一人欣赏秦观,王安石也赏识。《宋史》说,秦观“长于议论,文丽而思深”。提携这样一位有才气的文人,有什么错呢?
王夫之对宋代以前数十位帝王的评论,大多很深刻,有卓见。只是他评论文人,包括东晋王羲之,唐代韩愈、“元白”(元稹、白居易),北宋“三苏”(苏洵与苏轼、苏辙父子),明代宋濂等等,往往失去分寸,批评、指责不能让人信服。是否他对文人特别严苛呢?
指责人、给人扣帽子,而又不拿出证据来,这可能是王夫之《读通鉴论》的一个明显的缺点。
(本文作者为凤凰出版社资深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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