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哲学》、《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周国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年6月出版
周国平集哲学家与畅销书作家两个身份于一身。研究尼采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而一系列富有哲理的散文,又让他走向大众。近两年,这位哲学家经常受邀参加演讲,一个比较常见的话题是“幸福”。在焦虑情绪尚比较普遍的今天,哲学家周国平如何解读幸福?近日,周国平在济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幸福的生活不是没有困惑
齐鲁晚报:您的新书是谈幸福的哲学。现在社会上谈“幸福”的书很多,不少是心灵鸡汤式的,成功学式的说教也很有市场。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周国平:心灵鸡汤看你怎么定义了,很多人说我的东西也是心灵鸡汤,但是我不承认。其实心灵鸡汤是很肤浅的,而且很雷同,就是一些小哲理加点小情调、小故事,基本是这样的模式,掌握了这个模式,可以批量生产,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思考。我觉得真正有思想含量的东西,一定是这个人被某个大问题困扰,他努力思考,去寻找答案,讲出来的东西一定不是可以炮制的,一定有他独特的地方,因为是他的问题,他就不能用似是而非的东西给自己解决问题。心灵鸡汤基本是似是而非的,成功学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垃圾,什么幸福的秘诀,大家一起喊什么话就幸福了,我觉得真可笑,这是非常丑陋的社会景象。
齐鲁晚报:您在写《幸福的哲学》的时候,有没有困扰您的问题?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不幸福,活得很焦虑。去年茅于轼老先生还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您又如何看这种普遍焦虑的社会现象?
周国平:对我来说,困惑是有的,焦虑少一些。因为焦虑是具体的,焦虑是你某种愿望受到挫伤后的情绪,但我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强烈愿望,在这一点我看开了。但你说困惑、苦恼的话,每个人都会有,我不认为幸福的生活是排除了困惑和苦恼的生活,那样就不是人了,也不是在寻找幸福,而是在寻找怎么当神仙,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应该的,那不是人的状态。关键是我们为什么事情困惑、烦恼,我觉得不值得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苦恼,但现在很多人都在为这些东西烦恼,所以我把幸福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人幸福,那是由你的价值观决定的,另一个是公民幸福,那是和整个社会的状态密切相关的。
实用品格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
齐鲁晚报:您提到西方有一个重视精神追求的传统,但我们好像更强调有没有用,更功利一些。
周国平:我一直说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实用品格,做任何事情,哪怕是精神领域的,也要问有没有用。一定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功用,才承认它是有用的,如果看不见、摸不着,但对精神有用,我们也不认为那是有用的。这实际上是颠倒了。人是万物之灵,精神属性是人的高级属性,精神属性本身的满足难道对人就没有用吗?为什么高级属性的价值要用能不能满足低级属性来评价呢?当然人的低级属性也要满足,人要生存。但是在生存问题满足后,就要把人的精神属性的发展、满足放在主要地位,解决生存问题的目的是让你作为人来生活。
齐鲁晚报:您之前有篇谈知识分子的文章,说中国之所以产生不了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也和这种实用主义的传统有关。
周国平: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谈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请我去做讲座,我讲了严复和王国维的例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的角度是,中国人接受西方哲学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西方哲学的核心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我们接受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实用,当然也情有可原。比如严复,接受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他是为了中国能够富强,所以他往往对西方自由主义里面强调自由本身就是价值这一点看不明白,他强调自由了以后,每个人的能力就能发挥,然后这个民族就能进化,就能富强。当然这也有道理,但是这还是一个大实用。精神本身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特别难接受。
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做“公知”
齐鲁晚报:您理想的知识分子状态是怎样的?是入世的,还是与这个社会保持一定距离?
周国平:实际上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且我相信知识分子也应该是多类型的,不应该是一种类型。一个社会需要特别关心现实的、能够对现实问题发表见解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需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去做公共知识分子,都对当前的政治、社会问题发表意见,首先人的志趣不一样,比如我就不适合当公共知识分子。
除了公共知识分子以外,还需要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现实保持距离的,能够从人类更根本的价值去想问题,但是中国的传统强调知识分子要关心现实。按照儒家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要成为帝王师,结果最后帝王师没当成,成了幕僚,其实很多公知也想当幕僚,结果还当不了。当然有些公共知识分子是很好的,是真正的公知,有骨气,我也很欣赏,但这样的人并不多。
齐鲁晚报:有没有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样板?
周国平:民国以前的封建社会,没有知识分子的传统,只有一个文人传统,但文人的正道就是去当官,当不了官就去当隐士,儒道两家嘛,基本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勇士,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最后给自己招祸,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独立观察社会、提出自己意见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是民国开始形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也是受西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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