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共同编撰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九年前就已出版,但在中日两国并未成为历史教科书。 (资料片)
日本教师中条克俊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摄
历史是怎样被淡化,又如何才能恢复,并成为一个亚洲公民的记忆?日本教师中条克俊在13年的历史课堂上,品尝到了硝烟与善良。日前,在北京举行的历史认识与和平论坛上,中条克俊说,他一直试图让学生了解真相——不只为记住教训。
于是有人问,这样的历史,有多少可以跨越国境?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慰安妇从日本教科书中消失13年
“你知道慰安妇么?”
中条克俊已是接近花甲的年纪,在日本的教学界,这是一个经验丰富且让人尊敬的年龄。可是,他能通过教科书教给日本年轻一代的,却愈发力不从心。
从2001年至今,慰安妇问题已经在中条使用的教科书中“消失”了13年。今天,仅仅将日军慰安妇这段历史告诉学生,也没有那么容易。
“你们想到了什么?如何理解这个事实?”当生平第一次听说“慰安妇”这个词时,许多日本学生惊呼,甚至无法相信。
对于今天大多数成长于战后的日本人来说,40岁至60岁的人大多是从上一辈人的口述中获得对二战的感性认识的,而青少年则很难从父母的口中获得任何感性认识。因此,历史教科书成为塑造日本年轻人历史观的主要途径。
“我想和学生一起读《河野谈话》以及《小泉内阁总理大臣写给原慰安妇的书信》全文,正视过去的历史,看看学生有什么样的反应。军队是不是强征她们,慰安妇是不是自愿去的,这些都是学生要思索的。”中条说。
迄今为止,中条可以参考的历史文献虽然众多,但是可以应用到教学中的,只有《河野谈话》等少数文献。原因是不停修改和抹去侵略历史的教科书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没有书面证据,便可以在公众特别是孩子心里,否认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争中那些女性遭遇的悲剧。”
“比如,该称呼‘从军慰安妇’,还是‘日军性奴’、‘日军慰安妇’?”
为何中条要如此执着于一个称谓?是因为新的日本教育政策规定,不确定标注或不明确的历史,可以不加以强调,乃至不涉及。换句话说,慰安妇历史,可能仅仅因为称谓问题,在课堂上被略过。
最近安倍政府要求对《河野谈话》重新认识时,中条老师不知道,慰安妇问题还能怎样讲给学生。
历史正成为又一场“战争”的舞台
慰安妇问题是东亚历史争论的一个侧面。事实上,明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将迎来胜利70周年纪念,但东亚围绕这段历史的“战争”却看不到结尾。
在2001年上初中二年级的历史课时,中条使用的《新社会历史》教科书中,有这样一句记载:“许多年轻女性作为从军慰安妇被强迫送到了战场。”这是最近13年间中条使用过的唯一一本有慰安妇记载的教科书。
刚刚知道这个事实时,许多学生十分吃惊,甚至不想做日本人了。“在别人面前讲述这个事实一定非常痛苦,不知道有多少日本女性知道这个事实,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吧?”一位日本初中生说。
从2002年至2011年之间,“从军慰安妇”从课本上消失了,表述成为“被迫出来劳动的、妇女和儿童等普通人在内的众多牺牲者”。
对于删除慰安妇的相关内容,日本右翼给出的理由是:这是一般的卖淫问题,别国部队里也有；揭发这个问题等人类阴暗面在教育中没有意义。
“难道没有意义吗?学生给我的反馈是,83%认为有。”中条气愤地说。
有的学生将慰安妇与援助交际等同看待,但一位同学说:“对于女性,再没有比这个更悲惨的了,如果要将这部分删除,我们就失去了了解真相的途径。”
历史书中的“战争”一直在升级。
2014年,《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出版问世时,美国两位学者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描述:“有大约20万年龄在14岁至20岁之间的女性被迫在‘慰安所’提供服务,其中很多人来自韩国和中国。”
这立刻招来了日本政府的反对,要求删除慰安妇等相关内容。
韩日则就慰安妇问题进行了五次局长会议,但仍无结果。
虽然韩国历史教科书取消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说法,中国人教版历史教科书较上世纪90年代,对满洲事变到日本战败的记载分量也减少了三分之一,但仍旧招来日本右翼的攻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汉国说,日本一些官员向中国提出了“改善历史教育”的无理要求,甚至要求中国“改善”包括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内的展示方式。
日本学者、明治大学讲师斋藤一晴坦言,三个国家的历史教育都存在内容超越国境的问题,它像一场“战争”的舞台,影响着三国的民间关系。
共同史“只开花未结果”
中条没有了教科书,却有自己的办法,他使用大量美国、韩国、中国的影音资料,包括美国众议院对慰安妇问题的决议,来告诉学生真相。没想到,学生评价最多的一个词是“事实”。
当2012年版日本教科书仍将慰安妇删去,仅保留部分“强征妇女劳动”的表述时,孩子们听完中条老师的课说:“因为这个事件,我们认识了整个亚洲的看法,虽然国家议员之间关系不好,但也要让百姓之间相互理解。”
这种亚洲视角的历史课教育,其实正是许多史学家希望看到的。
饱受战争伤害的德法、德波甚至巴以之间,共同史的教育不是一个梦。
2008年4月,德国与法国合编历史教科书正式进入两国中小学课堂。2015年,德国与波兰的共同历史教材也将投入使用。当时,出席发布仪式的柏林市长克洛斯·沃瑞特表示,但愿中国和日本能够仿效德国与法国的经验。
当然,中日韩三国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从2002年开始,三国学者围绕三国近代史开始编修共同史,其间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5年)、《跨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
但十几年间,中日韩共同史仍然“只开花不结果”。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步平参与了三国共同史的编写,但他坦言,第一册“各写各的历史的色彩还是比较浓”,而第二册,几乎每一页都是三国专家坐在一起逐字逐句“谈”出来的。
日本友人门永三支子说,由于大家都不愿意接受这种内容的教材,在日本的中学,还没有使用这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作为参考书的也非常少,只有大约九个城市的13所私立中学在使用。
在日本,很多人认为战争教材是过激的教材,因而不愿涉及。还有人认为,得知加害历史的事实后,孩子们会形成意志消沉的自虐史观。
担任中国国家历史课程标准组组长的朱汉国表示,中国正在进行以减负为目标的新课改,也不大可能新增一本东亚共同史。
其中最积极的当数韩国。韩国不仅开设了东亚史课程,2013年,韩国总统朴槿惠还阐述了关于共同历史教科书的设想,但随即,这一设想被日本政府拒绝。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申起旭用“割裂的记忆”来解释这种困境。抛开政治、民族以及领土矛盾带来的国家偏见,他发现,中、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教科书,对于同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记忆,都有很大差异。
不只为了记住教训
在北京,当得知中日韩三国共同史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可能应用到教学中时,中条克俊并没有泄气。
原因很简单,历史就在那里,只需要有人愿意讲述。
在2013年义务教育最后的授课时,中条老师的学生已经在课堂上看到韩国摄影师对慰安妇的摄影展,已故慰安妇受害者朴永心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以及更多老人的证言。
中条时常告诉学生:“当看到真相,我们才会知道学习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一位毕业生对他说:“当我还是初中生时,完全不明白您的话,现在我明白了您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作为一个日本人,中条不仅在课堂上讲述二战史的一些真相,而且亲自拜访朝鲜慰安妇幸存者金学顺老人,并遍访了中国抗日战争遗址,与经历战争的老人交谈。
“我认为历史是为了不重复同样的错误而存在,但理解历史更重要,因为只有理解了,我们才能成为朋友。”中条说。
但,努力总是时不待人。
在安倍政府大搞历史翻案时,中韩之间也因共同文化归属而时有龃龉。
英国BBC201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韩日对中国的憎恶度在60%以上,而中韩对日本的憎恶度一个超过74%,一个达到67%。
韩国学者李智媛坦言,中日韩三国在历史问题上缺乏共识,影响了三国民众共同伦理和价值的建立。“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历史共识,这将是中日韩自贸区难以匹敌欧盟的最大障碍。”
这也是中条老师最担心的,历史认知差异在战后几十年出现,而经历历史真相的老人,却一个个离去。
未来由谁讲述过去,中条克俊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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