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壳的尴尬
2014年11月3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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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朋友自法国来。他是一名天主教的主教,在法国中部一个大城市的大教堂里服务。由于我访问过那里,他到北京以后便指名要见我。他随身带来两位陪同,一位来自东北,一位是北京人,后者充当他的翻译。
  我问这位法国朋友来过中国多少次,他说这是第七次。他喜欢中国,因为他认为中国人最有礼貌,所以他对中国人有好感,比起其他亚洲国家来,他更爱到中国来,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文化。他说他在教堂里常常对前来参观的亚洲朋友谈宗教,谈一些处世的哲理,他发现,除了中国人很有礼貌地倾听之外,别的亚洲国家的游人一般都纷纷退席,很少留下来。他说,毕竟中国是个有悠久历史的古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所以中国人都懂得尊重别人,很有礼貌。他想到中国来多走走,多看看。
  我问他在北京看没看过中法大学的旧址,他说没有,我问他到没到过五塔寺石刻博物馆,他说没有,我又问他去没去过利玛窦传教士在北京的墓地,他也说没有。于是,我便给他介绍中法交流的历史。首先讲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故事。我提到了四个人的名字,他们都是中国青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吴雅晖。
  我发现,此时那位担任口头翻译的陪同者突然卡壳,声音变得很小,重复不上来那几位先驱的名字。我又向法国朋友介绍在明朝时期有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一方面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科学,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生物、医学在内,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古代哲学向西方进行传播,在“西学东进”和“东学西渐”上做过很大的贡献。北京五塔寺石刻博物馆收藏了一批来自“佛朗西尼亚”的传教士的墓碑,是由北京别的地方搬过来的。上面有中国皇帝授发给他们的官位职称,墓碑上的字都是中外文双语的,不妨前去一看。
  我又发现,此时那位翻译翻起来还是相当吃力。于是,我就说,我来讲故事吧,这样简单一点。我便向法国朋友介绍五十年前周恩来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访问大同云冈石窟的事情。在下台阶的时候,周总理问道:“总统阁下,你怎么知道有个云冈石窟?”蓬皮杜总统答道:“我爸是这儿的传教士!我很小就知道中国有一个大同。”哪知,此时,翻译又卡壳,他没去过大同,对云冈石窟也不熟悉,连这个名字也颇陌生。
  我恍然大悟。这里有个文化问题。要讲好中国故事,自己先要对中国文化有个起码的了解,有一些文化积淀,光有自己那个狭隘的专业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否则,卡壳不可避免。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老舍之子,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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