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之火不灭
2015年01月1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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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秀(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4卷,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三百篇》和《世纪末杂文二百篇》；六是刘成信主编的《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4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舆论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
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也已年逾耄耋；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陈四益、段柄仁、鄢烈山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虑、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不灭。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本文作者为《求是》杂志副总编辑,《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丛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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