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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亮
同治十三年(1874),有感于近代以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大势和清朝帝国的大厦将倾,晚清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一封致清帝的《筹议海防折》里颇为忧虑地说,中国所面对的局势“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指出,近代中国遭遇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当历史的车轮滚入清末十年,作为对大变局的一种回应,中国国内呈现革命、改良、朝廷三股政治力量角逐博弈的社会格局。孙文、黄兴等革命党要以暴力改朝换代“破局”,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力求君主立宪推进制度“变局”,而以慈禧、载沣为首的清廷则在革命与改良的左右夹击中进行王朝的自我挽救意图“守局”。时代的剧变一方面带来强劲的动力,倒逼人们的认识深化,推动改革越出历史的旧界；另一方面则是沉重的阻力,新旧嬗递的每一步,都会遭遇愤怒的旧体制卫道者的阻击。当新思想与旧制度、东方传统与西式文明在古老的神州大地激荡碰撞时,不同的人士、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主张在晚清大变局中风云际会,你方唱罢我登场,绘成了一幅乱世众生相。
近几年来,学界与民间讲述晚清民国蔚然成风,中央党校王学斌的新著《最好与最坏的时代:局中人》无疑是同类题材中立意颇新的一部。治史多年的王学斌爬梳史料,文笔老练亦不乏幽默,其别具一格地从守局、毁局、破局、出局、殉局等角度,选取若干身处晚清大变局中的人物,将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无奈、荒诞展现得淋漓尽致。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中提出一个悖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事实上面对清末残局,清廷试图自救的新政改革一度回光返照般地让立志破局的革命党几乎没有了生存空间,也曾给国人带来一丝希望,假以时日,中国或许能如东西洋之立宪国家般走上富强之路。然而清廷却始终未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在遭遇政治改革“深水区”时所表现出来的徘徊、犹豫、和拖延,终于断送了帝国的前程。曾经寄予热情意图通过改良体制化“残局”为“和局”的立宪党人在失望之余逐渐与守局者离心离德,甚至改弦更张。革命党以旺盛的斗志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武装起义,终于逆袭成功,江山易帜。25岁就出任大清帝国最高领导人和改革总设计师的载沣空有变革之心,却无回天之术,终归形势比人强,成为了清朝最后的守局者。
诚然,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不仅仅只是单一政治制度的转变,而且是涵盖人们思维方式、语言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转变。转型期间的变化固是时人难以想象,而艰难更是无法预言。在这个多方共存博弈、势力此消彼长的时代格局中,不管是破局者的坚决、变局者的执着,还是守局者的挣扎、殉局者的悲壮,乃至毁局者的荒诞,都没有跳出历史的局限,在他们的时代做了他们能做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多方的博弈,才推动了时代的前行,并且使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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