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常光顾我父亲的书社”
原东方书社股东之女忆书店往事
2015年10月1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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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绵莉在翻看老照片。 本报记者 范佳 摄
东方书社复原图。刘树林供图
刘树林,75岁,曲家的旧时邻居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范佳
□ 4名股东出资创立书社
曲绵莉:提起当年的东方书社,那真是一番繁华景象。那时的济南城只有一点点大,西起西门桥,东至青龙桥,南起黑虎泉护城河南岸,北到大明湖北岸。东方书社就位于原院西大街(现在的泉城路)路南,建筑造型简洁又不失传统,上下两层楼,正对着芙蓉街南口,地理位置优越。
东方书社原是租的一幢三层旧楼,因发行进步书刊曾多次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后来在此地重建楼房,主营上海开明书店、生活书店和儿童书店的图书。
我父亲曲慕西是东方书社的四号掌柜。他生于1905年,1923年来济南教育图书社学徒。1929年秋,24岁的他离开教育图书社,与王畹芗、刘震初、袁坤生三位胶东老乡一起另立东方书社,股东们耗资5000元创建了这家书社,一度成为当时济南最大的书店。
取名“东方书社”,是因为济南刚经历了1928年的“五三惨案”,其寓意一是“东启明,睡狮猛醒”,唤起民众反对外来侵略的意识；二是考虑济南是名士荟萃之地,“以文会友,以书结社”自然顺理成章。
刘树林:我曾经是曲慕西一家在芙蓉街50号租房时的同院邻居,见证了东方书社的发展历程。这家书店由于地处老城区繁华中心,与芙蓉街、文庙、贡院、山东巡抚相毗邻,加之周边中小学众多,文化气息特别浓厚,自然就成了求知的地方,经常是读者如织,生意兴隆。它主营上海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等各地图书,鲁迅、巴金、冰心等人的许多著作在济南从东方书社首发,老舍和许多知名学者都经常光顾书店。
□ 实行开架售书微笑服务
曲绵莉:在我的记忆中,东方书社给孩子们打开了一片神奇的天地。书店里的书按照类别分别摆放,有工具书、文学书、古人哲理丛书等等,不仅卖大部头书,也有孩子们喜欢看的,如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等丛书。此外,还有字画、簿册子等。后来,经营逐渐多样化,也卖学习文具。
东方书社除了两层楼,还带个小院,东边还有边门。书店一楼营业,有两个大陈列窗,一层大约150平米,宽敞明亮；二楼是办公室和仓库,一些宣传革命的进步书籍藏在仓库里。柜台和书架上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种图书,读者如果有特殊需求,店员会到二楼仓库帮助查找。店员待客彬彬有礼,一视同仁。
走进书店,三面开架的柜台,陈列着几百册卖相好的书籍,读者看上哪本,就可让店员从书架取下翻阅。店中间还有陈列书籍的大平台,类似于现在书店里的布置,读者可以更加自由地看书,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父亲一般不让我们孩子去书店,去的话也要跟着家长,也从没在书店吃过饭。和母亲去书店楼顶晒粮食,是难得的美好时光。楼顶的晒台很平整,母亲买来麦子,在家里淘好,用湿抹布擦净晒干后再去磨面粉。由于家里没有既宽敞又阳光充足的地方,我便跟着母亲去书店楼顶晒粮食,去一趟,心里美美的。
虽然在东方书社的那些日子逐渐远去,但对于书店,我总有份特殊的情怀。如今,在现代化的书店里买书,我依然保持着昔日的购书习惯。把购书的发票工整地贴在书的后封里,用以表示书是自己买来的,获得得清清白白。
□ 从书店股东蜕变为普通职工
刘树林:东方书社除经营图书外,还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站。在日伪统治年代,为八路军送纸张及印刷物资,更营救了不少地下党同志,保护了不少地下党人。
曲绵莉:我父亲在4名股东中排行老四,是“受气的掌柜”,但是他勤劳,也不计较,他的人缘口碑一直不错。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对社会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公私合营后,我父亲由股东变为正式职工,主动放弃了股息,领取工资。1952年,东方书社全部并入中国图书公司。1954年,中图公司全部合并为新华书店。
我父亲60岁时,虽然已到退休年龄,但他舍不得书店,在书店食堂担任采买。他把我们家每月发的肉票,逐月换存,就为了攒到过年能买块大肉。
清贫并没有阻挡他对生活的热爱,他买来鱼缸,在房顶上养了很多金鱼。他每天天不亮就骑着自行车去郊区一带捞鱼虫。由于劳累,他吃饭多,身体好,心情也好。有时他也自嘲:“是我养鱼呢,还是鱼养我呢?”至今,我还保存着父亲生前写的回忆,这些故事都记录其中,珍存下来。
□ 昔时邻居难忘曲家旧恩
刘树林:我至今仍珍藏着曲大伯和曲大妈的照片,并在照片上印上了四个红字“缅怀恩人”。
那时候,我们家和曲家一前一后紧挨着,曲家的后窗户就对着我家的房门。那时,我们两家贫富差距很大,但曲家不仅没有瞧不起我家,还对我们帮助有加,两家人的关系甚好。
曲家经常帮扶那些吃不上饭的街坊邻居,为人乐善好施。只要是借出去的钱物,他们就没有打算再收回来。我家生计接不上的时候,他们经常主动送钱送粮,在街坊中一时传为佳话。
我5岁时,嘴里长了个口疮,曲大妈给我抹了一次紫药水就好了,这件神奇的事情我至今印象深刻。即使后来我家搬家了,我每次去玩,曲大妈总会给我个馒头吃,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过年才能吃上混合面的馒头,纯面馒头更是难得的美味了。
我在芙蓉街上小学的时候,是东方书社的常客。放学后,我一般先去店里阅读一些儿童类的图书,因为那里的书最齐全。由于与股东曲家住同院,自然而然地成了熟客,想看什么就要什么,买书也更加方便一些。
我上初一时,没有制服上衣,母亲买来布,曲大妈用自己的缝纫机,在寒冬腊月里为我赶制了一件学生服,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制服,春节穿在身上觉得格外好看和温暖。
□ 一本字典温暖儿时记忆
刘树林: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有一本字典格外珍贵,那是我在附近的文庙上小学四年级时,因家里经济困难买不起字典,曲大伯便特意自掏腰包从东方书社买来一本字典,让曲大妈送到我家,尽管那时我们已经搬到大明湖西南门住了。
当时我本想要一本按部首排序的字典,没想到收到的却是市面上少见的按拼音排序的。在当时的年代,这是很时髦超前的,这本字典是我的第二个语文老师,一直陪伴我走过了难忘的初中岁月。
心中铭记着曲家的恩情,1956年冬天,我用给别人挑了一冬天水换来的一元钱酬劳,买了两斤糕点,大年初一带着去曲家拜年。参加工作后,我每年年初一必到曲家拜年。
时间飞逝,曲慕西老人于1977年过世,享年73岁。当年我怀着感恩之情,将他老人家的遗体抬上灵车送往殡仪馆。
后来,我便和曲家失去了联系,为了找到曲大伯的女儿曲绵莉,我用了二三十年的光阴。她从山东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外地,我曾经去公安机关查过,但都没有找到。多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辗转找到了她,心中真是惊喜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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