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夜饭之味
2016年02月06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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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晓卿
因为经常写点儿关于吃饭的文字,这几年,每到年关总有朋友问我年夜饭去哪里吃。不好露怯啊,我只能假模假式报上饭馆的名称电话地址行车路线什么的。但有人较真儿,非要让我推荐“味道好”的年夜饭去处,我的回答永远是:家里。
从前,年夜饭的准备工作其实从腊月就开始了。我父母都是教师,所以从放寒假开始,家里就为除夕的那一餐饭忙碌。首先的变化在米上,平时吃的一毛四分五的籼米被一毛六分三的粳米所取代,价格不一样,米的质量也不一样,不再是粮库里储备了两年的陈米,稻壳和沙子也少了许多。父亲从粮站买米回来,母亲会用簸箕仔细筛选,甚至碎米都被单独分出来做粥用。当颗粒饱满的米饭摆在面前,我非常巴甫洛夫地反应:哦,要过年了。
常见的场景总是这样:一只猪头端庄安详地待在热气腾腾的木盆里,我妈一只手摩挲着猪脸,另一只手捏着镊子飞速地去着猪毛；我爹则在锅灶和案板之间做折返跑,案板上各种形状的面食,在他手里一会儿就变成了甜的蚂蚱腿(类似江米条)或是咸的焦叶子(排叉)；我和妹妹们的工作主要是参观。长大一些,我们的工作也比较清闲:妹妹们是拿一碗米和一角钱,欢天喜地地去街上找爆米花的机器,蹲在旁边幸福地等待着“砰”的那一声。我则在家门口支一个灶,一口铁锅,里面放上沙子,等劈柴燃尽,沙子已经滚烫了,就用灶膛里的余温翻炒花生。等妹妹们夸张地抬着一篮子雪白的米花回来,我的眉毛和眼睛上都是尘土。
当然,米花和花生仁最后都会被我爹做成点心,用混合了猪油和桂花的红薯糖稀把它们粘在一起。先把米花和花生仁均匀地铺在小桌上,倒上糖稀,然后卷起来切成薄片,冷却后酥脆无比。我爹是一个乐观的形式主义者,老家过年的讲究是七个盘子八个碗,到大年夜那天,菜都上了桌,自然少不了鸡鱼肉蛋,然而,凑齐十五种往往还是比较困难。于是,我爸爸就会把一些糕点放在盘子里充数,然后一二三四地数过去,如果还不够的话,他就会返身去厨房,又端来一盘——或许就是我刚炒的花生。
关于凑盘子这件事,在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是全家人奚落父亲的经典段子。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体会出了父亲当年的心境。作为男主人,他在暗示自己,同时也希望所有的家庭成员感受到,生活在这个家庭里还不是太寒碜的。
父母厨艺一般,关于年夜饭的味觉记忆,即便使用洛阳铲也找不出只鳞片爪。而那一个个寒冷冬夜里,外面噼噼啪啪的鞭炮,屋内一家五口人围坐在一起的情景,今天再也难以找到。现在我们全家都住在北京的不同角落,兄妹三人工作都忙,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已经是很多年没有吃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圆饭了,所谓聚一下也只能在饭店里象征性地举举杯,然后就各自散去。一家人团年守夜的场面也永远留在了记忆的深处。
去年除夕,我正好在北京,于是父母让我去他们住的地方过年,我在电话里建议,要么全家去“天下盐吧”,那家儿有川东农村的“八大碗”,非常正宗,土气十足,很有年节气氛。没等我说完,父亲就打断我:“能在家还是在家吧,我和你妈妈已经准备好多天了,保证七个盘子八个碗。”爸爸笑得非常自信。
果然,包括干果点心在内的一大桌子“菜”准备好了,浓浓的暖意中,一家人就像回到了从前。老爸在厨房和餐桌之间做折返跑,我妈在一二三四地数着盘子碗的数量……及至全体坐下,父母笑盈盈地看着大家,在他们眼里,我们还是没出家门的孩子。老妈坐我旁边,像当年摩挲猪头一样拨拉着我脑袋:“哎哟,多了很多白头发哦……”我看着她眼角密密的皱纹,心下不觉一酸。 (本文摘自《至味在人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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