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
绿妖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对农业的关注,始自前几年,以“三聚氰胺”牛奶为首,掀开的浩浩荡荡的食品安全报道。我看到镉米、毒鱼、重金属超标的蔬菜、大剂量加入添加剂的各种加工品。专家在电视上教蔬菜瓜果要怎么洗,才能洗掉农药残余:用什么样的清洁剂,或者反对使用清洁剂；要流水冲洗三十秒,还是盐水浸泡一小时。去菜市场要怎么察言观色,才能挑到健康的肉,还有菜。作为一个粗枝大叶的人,以上种种都让我困惑。与此同时,一群人起而行动,周末农夫、白领辞职回乡务农,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顺着他们,再观察下去,是台湾的“主妇联盟”；沿着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凝望下去,则是源头产地、留守儿童、土地与河流的污染……
就只是因为,一个懒人想不操心,也能吃到放心的食物,这起点会不会太自私、太端不上台面了?直到我发现,拥有五万多名社员的台湾“主妇联盟”的起点也是这么小,只是,“要安全食物,你必须要了解安全的食物从哪里来,除了安全的环境、土壤、水,还要有人给你种。你了解到这些,就要照顾这些。”由“为了我的家人吃到安全的食物”出发,他们要照顾到整个社会的环境、土壤、空气、水质,甚至整个农业……一个自利的出发点,却不可避免地做起了公共事务。
“台湾农业”是个大题目,在台湾采访的第一天,我焦虑地听着一名辞职白领回乡务农的故事,背上冷汗直流,这样的故事北京、成都也在发生。有什么是“台湾农业”独特的报道价值?用什么角度、访问谁,才能尽量小角度地切入这个巨大的主题?直到坐在七十岁的刘胜雄家,看着他兴致勃勃地跟我逐项介绍,他是怎么种地的,用了什么技术,哪些做成了,哪些失败了。身为一个有十几年历史的产销班的班长,作为骨干农民,挺过残酷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台湾如今仅剩的百分之五的农业人口中,更为金贵、罕有的百分之二十的专业农户,刘胜雄本身就是一部台湾农业现代化史。当地人介绍他的理由是:他在大规模种有机菜。有意思的是,他说自己做有机失败了。听着他的讲述,我慢慢平静。模模糊糊,我看到这组文章的样子:一群最普通的农民,在农业现代化的颠簸中,怎么生活,怎么务农,他获得过哪些支持或没有,成功或失败的经验。
和出发前的想象不同,台湾的农业政策并非推出时就臻于完美,常常有当政者想当然的痕迹,通常是经过民间反馈,多渠道的施压监督,不断修订,以更贴近社会真正需要。比如为世人称道的“垃圾分类”政策,如“休闲农业”政策的五次修正。与其说许多政策出自一个完美的当局,不如说,那是一个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与其说当政者体恤民情,不如说,民间活力蓬勃旺盛,行政部门只是不遏阻,并迫于压力,跟随民间的脚步。
我试着写出这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的美好农村。台湾不是我们的对比,它有自己的痛苦困惑需要面对。
我的初中,是在城乡接合部的一所民办初中读完的。学校以招收农村孩子为主。我们这些城市孩子,只是慕名而来的点缀。初二的夏天,跟我要好的一个女生请假,要回家收麦。我突发奇想,要跟她一起“体验生活”——当时我是多么不懂事,不知道收麦时,农家可能忙得连饭都吃不上。我的跟去,徒然加重他们负担。
我俩骑自行车,几十分钟后,到了同学家。我曾写过,五月是农村最华丽的时候。因为有麦子的点缀。熟透的小麦,黄金到了极点,被阳光照着,像一张张波动的镜面,反射出白光。同学的父母,客气地接待了我。一人分一把镰刀,她的刀是磨好的,锋利无比。怕我割到自己,给我的是钝刀。人家也没指望我能干什么活。弯腰,左手拢住一把麦穗,右手轻轻割下去。我没割完一茬,同学已经换行。好的农人,干农活有一种赏心悦目的节奏感,我直起腰,看着她和她妈妈、她爸爸,手和脚交错挪移,镰刀挥舞起落,轻盈好看。而我是再也弯不下去腰了。那一会儿的工夫,腰疼得像被人拿砖头拍过。天快黑时,同学送我回家,因为我的缘故,她那天可以少干会儿活,回家给我做饭。那天吃了些什么,我全忘了。就记得晚上,我们躺在一张床上,同学说,她以前收麦累了,夜里就躺在麦秸垛上睡觉,又凉快又能看星星。“咱俩现在就去吧?”我悄声说。她闭着眼,迷迷糊糊说:“对你来说,麦秸垛太潮了。”
很多年过去,去年,我坐大巴回县城时,公路的右边,突然出现一大片建筑:一模一样的水泥楼。墙壁是水泥本来的青黑色,蹲踞在彤云低锁的天空下,犹如一群怪兽。我呆呆看着水泥楼不断出现、又一栋栋消失在我视线的右后方。按方位,那似乎正是几十年前,我在其中割过麦子的乡下。
(摘选自《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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