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历史学者刘统出版了一本《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首次讲述了毛泽东与张国焘在红军长征途中的激烈斗争,毛泽东曾称这段时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三联书店又推出了《北上》纪念版。作者没有在此版上作更多的修改与增补,“现存的史料摆在这里,如今再一次顺利出版,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点是经过了时间检验的”。《北上》中记述的这段曲折的历史,特别是红四方面军内部的肃反斗争、草地分裂、西路军失败等等,在很多党史叙述中常常被一笔带过。对于研究、理解这段历史的意义,作者刘统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写历史,要从当时的环境和时代出发,而不是看着现在的结论回头去论证结论的合理……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是在很多的曲折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而这些曲折和教训,不仅不会给党史抹黑,而且使人印象更为深刻,反思更多的问题。”
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之际,鲁迅研究专家孙郁出了本新书《鲁迅遗风录》。孙郁在该书“后记”中表示,鲁迅生前亲友、弟子与此后学院派学者、政治人物,构成了对其精神遗存传播、解读的主要群落。而书中文章,便从私人语境中的鲁迅、公共话语中的鲁迅,以及许寿裳、老舍、聂绀弩、唐弢、孙犁、周扬等中外作家、学者对于鲁迅精神的解读与传播,所受鲁迅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孙郁说,“我想梳理和发现这些人对于鲁迅的描述和理解的不同,希望大家能撇开惯用的话语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认识鲁迅”。孙郁特别收录了他与莫言关于鲁迅的对谈。孙郁发现,鲁迅的影子贯穿着莫言的所有长篇小说,并随着时间推移在作品中越来越清晰。鲁迅文章中“冷笑的残酷”是先于时代的,而莫言把鲁迅在《铸剑》《药》中短暂闪烁的残酷拉长与放大,成为了他自己的《檀香刑》。
上个月因为鲍勃·迪伦的获奖,他的自传《编年史》中文版出版方上河卓远文化引起了出版界的关注。这家公司以策划出版音乐电影等艺术类图书见长,最近推出的《伍迪·艾伦谈话录》又是一本经典之作。伍迪·艾伦是好莱坞独树一帜的大导演,同时也是身兼编剧、演员、作家等多种身份的全才。他那以“纽约知识分子式”的机智对白讽刺生活万象的独特电影风格,使得他的影片受到知识群体和文艺青年的追捧。1971年的伍迪·艾伦还是个电影新手,仅编写过几部百老汇作品和电影剧本,也少有亲自执导的经验。尽管如此,他兼任编、导、演的《傻瓜入狱记》与《傻瓜大闹香蕉城》却有不错的反响,呈现出他独具的创作天分。以此为机缘,时任《纽约时报》记者的埃里克·拉克斯便开始了横跨伍迪·艾伦半生的记录,2009年结束。当然,能如此长时间贴身采访一个人,拉克斯与伍迪·艾伦必然有种心神相通。“你很精确地引述我说过的话,而且你懂得欣赏我的笑话。”伍迪·艾伦这样评价拉克斯。通过拉克斯的文字,读者看到的是一位鲜活的伍迪·艾伦。
继《朱雀》之后,青年作家葛亮历时7年完成的最新长篇小说《北鸢》出版。《北鸢》其实是一部以葛亮的家族成员为原型创作的作品。葛亮的外公,亦即《北鸢》主人公卢文笙的原型,其姨父褚玉璞(《北鸢》中名为石玉璞),上世纪二十年代曾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地处天津东北的督办衙门府邸,也是卢文笙幼时的成长之所。褚玉璞作为民国初年颇富声名的直系将领,在民间存在争议,曾屡屡为人所书。葛亮在《北鸢》中再次对这一人物进行了着力书写,并落墨于北伐大幕之下军阀阶层的没落境遇。年幼的外公随家人寓居于天津意租界,做“寓公”的生活经历,在小说中有颇具张力地再现。谈及书中从家庭内部的角度去塑造角色时,葛亮说,并非单纯因为人物原型与他有亲缘关系,而是觉得从家庭这个角度更能够准确地将之还原为“人”,而非所谓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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