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昱
作家野夫最近搞了个新闻。他在自家弄了个收徒仪式,仪式上,野夫本人端坐于太师椅之上,一副好像马上要龙登九五的神色,他徒弟则跪在那里,恭恭敬敬给师父磕头。照片上,穿着现代服饰的这对师徒和那套古老礼仪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违和感,让对此过敏如笔者的人看了直犯恶心。
其实这事儿本来也没啥。近几十年来,文化多元主义在高级知识分子圈子里莫名其妙地成了一种很秀格调的东西。君不见,欧洲不少“白左”至今还扎在非洲部落里,说服当地人恢复酋长娶N个老婆之类的古俗,还硬说这是可以跟近代文明等量齐观的某种文化传统。这样的做法,跟野夫的跪拜礼一样,虽然涉嫌侵犯人权,并且显得十分神经病,但也有点正面价值——它至少警示了我们,人类曾经多么的野蛮和愚昧。
然而,野夫在搞完这套仪式之后,却又发文说行礼跪拜是“仪式”,是“良俗”。更有好事者跟着起哄,说跪拜是什么“儒家自由主义”云云——怎么说呢……可惜啊,赵高丞相已经死了两千多年,看不到他的徒子徒孙能把“指鹿为马”玩出如此的新高度。
余生也晚,读书少,在我印象中,自由跟儒家从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俩概念。近代意义上的自由,是明治维新时代日本人对西方“freedom”的生硬翻译。说它生硬,是因为“自由”二字在我们的古书中无论拆开还是连用,多半没什么好意思。古诗《孔雀东南飞》里,焦仲卿他娘一句“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就成了逼儿子休妻的决定性理由,足见“自由”在当时决非美德。中国古人对自由的负面评价来源久远。汉代的郑玄在给《周礼》做注时说“去止不敢自由”,换而言之,周公制礼作乐,为的就是防止臣民们“自由”。
周王朝取商朝而代之并非因为“有德”,而是趁着商纣王用兵东夷搞突然袭击并得手。实力不济的周人为了镇压占领地区,需要想点别出心裁的办法,而周公想到的就是用“礼乐”去约束人们,用跪拜磕头的方式让诸侯臣民至少在身体上服从新王朝。
周公被孔子称为“大儒”,可见连孔夫子也对其思想抄袭自周公十分认账。事实上,孔子对“儒”的改进,不过是从《周礼》要求的“体服”上升到了“心服”,所谓“思不出其位”,不仅身体的自由被取消了,连心灵最好也被关起来。
古代中国也不是没人说过自由的好话,不过这种思想源流恰恰起源于反驳儒家思想的道家。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比于“新儒学”的起哄者,野夫本人倒还明白点,他说自己是“江湖中人”,相比于被儒家统治的庙堂,有道家气质的江湖倒确实比较自由。
不过,江湖上的自由气氛也是越来越少。历代皇帝们心心念念的就是把江湖的水弄干,以免里面养出反抗自己的真龙。唐太宗那种用开科取士“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算是比较文雅的,到了明太祖那里,干脆亮出屠刀,搞“隐居不为我用者杀”。讽刺的是,明太祖本人就出身“江湖”。这说明中国的江湖虽然有自由气氛,却没有自由精神,身为江湖中人反而最迷恋他人“给跪”——这一点,野夫倒是为我们提供了最新的例证。
理清了儒家与自由的关系,我们再来说说下跪这事儿。说起来,跪拜这个习俗对自由的戕害本也没那么严重。宋以前,大家正式场合都是“席地而跪”,臣子给君父跪的同时,君父也给臣子跪了,磕头(叩首)在当时就跟鞠躬敬礼一样,只表示比较低度的服从,如果受礼者再回一下礼,关系基本就拉平了。但宋代以后,中国人引进了高桌大椅,当君父们坐了起来,臣子们若继续五体投地,就显得十分屈辱,所以宋代很不流行跪礼,士大夫遇见皇上,不遇重要事宜,也就是躬身作揖而已。野夫所标榜的遇见天地君亲师就得下跪那一套,真正流行起来是元以后的事情。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传统的劣化。
当然,如果你硬要让“给跪”和自由并行不悖,也不是没有办法。热门美剧《冰与火之歌》中有个情节:当群臣想拥立“少狼主”罗柏·史塔克当北境之王时,他的哥们儿席恩先是回过头来问罗柏:你当了王以后,还会把我当兄弟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席恩这才跪下来,带头宣誓效忠。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极深,它体现了西方人对跪拜的态度——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自由人可以跪下向君王或领主效忠,但前提是双方必须先谈好价钱。所以,西方人虽然也“给跪”,但却是有条件的、服从契约精神的。
有了这个思想准备,再把“给跪”的主体虚拟化,从君主变为国家,就能形成近代国家意识。所以现代国家本质上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自由主义正是由此而来。
中式“给跪”不是自由主义灵魂的源泉,儒家也不是。相反,它们是自由主义应该改良的对象——给跪可以,但在跪下之前,我们能不能先谈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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