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济南明湖曲艺队。
如今很少有年轻人欣赏大鼓艺术了,但不少老人却有着难以言表的大鼓情结,在物质生活并不丰富的年代,在老济南的南岗子里,那些迷人的唱腔和曲调温暖着一代人。
我的母亲王大玉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山东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员。当时年幼的我每晚跟着她去戏园“上班”。母亲是名角,总是压轴出场。一个垫场加七个段子,全唱下来要两个多小时。
那时的民间艺人非常接地气,表演也很随便。母亲在台上唱,年幼的我也在台上,正趴在她身后的小方凳上睡觉呢。也许是遗传了母亲极佳的记忆力,在迷迷糊糊中,我依然能听清她清亮的唱腔,哪些地方有所变化,或者小差错,我都能辨别出来,下台悄悄告诉她。
我的任务是每十五分钟收次钱。一段唱完,母亲便拿着鼓槌轻轻敲一下我的脑袋,我猛然惊醒,忙拿起小笸箩和母亲一块下台收钱去了。观众多,又热情,我的小笸箩里很快就满了。我们家有三口人都在曲艺团里工作,我的父亲谢立达负责弹弦,大姐谢继芳也是西河大鼓演员,一米六七的个子,样貌清丽,唱完常有小伙儿递纸条儿。
三个人一晚上的收入可达两百块钱,这可是大数目,在当时若是办婚礼可以摆上十几桌高档酒席,或者买一块昂贵的上海手表。
母亲有许多“粉丝”,就连我也能感受到很多善意,糖果零嘴、能上弦的汽车玩具,甚至脚上穿的小皮鞋都是“粉丝”送的。沾了母亲的光,我那时就是个小名人儿了,走在街上就是“明星脸”。哪怕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有当年的听友认出我来。
遇到刮风下雨,天气不佳,母亲晚上若不去戏园子,保准有“粉丝”赶到家里来请。每晚演出必是座无虚席,“铁粉儿”们演出开始前很久就迫不及待跑到戏园儿等开场了。
赢得如此多的“粉丝”源于母亲对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她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大鼓中去了,虽然是名演员,她也不放松基本功练习,清早起来吊嗓子,四邻八舍便会竖起耳朵欣赏一会。她对业务要求严格,忙于演出追逐事业,一辈子都没有收过徒弟。
一周七天她从不休息,家里的事她也顾不上。像做饭等家务活,她啥也不会,从不沾手。从小是我的大姐把我们姊妹几个拉扯大,而家务事多是父亲操持。顾不上做饭,那时我们家每周都要去燕喜堂等知名饭店下馆子。
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并没有感觉到粮食的匮乏。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大鼓等曲艺表演反而特别受欢迎。因为听大鼓价格便宜,还能驱走心中的苦闷,不少观众哪怕饿着肚子也要赶来听几段。
那时候曲艺队分钱都是拿着笸箩舀,分剩下的零钱就直接给了扫地的清洁工。我家中的鸡蛋成筐,泰康食物商店的高级点心当时卖到八块钱一斤,一张煎饼两块九,我常常一早就去排队。
虽然富足,但我们一直住在馆驿街附近的大杂院中。谁家有困难来家中借钱,父母都会慷慨解囊。每当过年,我家便用大铁锅炖起猪头肉,再烙上铁饼子,拉着风箱,炊烟袅袅,满院飘香。美味当然不能自家独享,肉和鸡蛋母亲分好后,挨家挨户送去,为别人家的新年添一份暖意和喜庆。
父母在义演中也交到了不少挚友。为响应号召,送文艺下基层,父母和大姐常常下乡义演。近些的如去长清、章丘、段店,曲艺队员们蹬着自行车、三轮车就出发了。更远的像莱芜、临沂,他们坐火车到当地后,还要借手推的独轮车推着道具下到田里。
每次义演,父亲先打好前站,行话叫“跑场子”。一切打点妥当后,曲艺队员们便赶到当地,在麦田边找片空地,没有扩音设备,一亮嗓门表演就开始了。路途遥远,每次义演完,演员们很晚才能到家。有一次天色黢黑,走到天桥尾巴那里,在一片小树林中,团里说相声的搞恶作剧,用竹竿支起相声大褂,吓到了我的大姐。
那个年代,大鼓也很受农民朋友的欢迎,演出结束后,很多热情的观众围着演员交流。其中一位观众后来成了我家交往了八十多年的挚友。那便是我在北园认的叔叔魏忠河,当时他是一位普通的农民,在义演中与父母多次接触,天晚时父亲曾雇车送他回去。自然灾害时期,魏叔曾专程给我家拉来新鲜的蔬菜。
“文革”时期,我家的境遇一落千丈。1966年,曲艺队解散了。后来我的父亲被打成了反革命入了监,母亲被安排到五龙潭的秦琼府看大门,每月收入仅有二十二块五毛钱。我们姊妹五个大多下了乡或者去了外地。
最落魄的时候,母亲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要去菜市场拾菜叶子,好在当年的一些“粉丝”还惦记着母亲,常来送些钱物。那时母亲已经不再演唱大鼓,家中的弦子也都烧掉了。母亲的眼中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后来精神失常,看到哪里都觉得有人,常莫名惊恐。魏叔专程把母亲接去他家医治。1981年母亲外出活动,归家突发脑梗后去世,享年68岁。
母亲不怕吃苦,刻苦钻研,在她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我们姊妹几个自食其力。后来我干过泥瓦匠、印刷工、供销经理等,一路打拼,每当遇到困难都会想起母亲在舞台上精益求精的表演。父母和“粉丝”的友谊也被我们后辈所珍存,父母去世后,我们姊妹每年还会去魏叔家中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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