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衣》人民文学出版社
《隐身衣》英文版
刘禾(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你一直在不停地摸索各种各样写作的可能性,一直在思考你的写作如何跟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发生关系,就《隐身衣》这本书来说,你是怎么想到从这个角度去切入你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理解?
格非:我特别羡慕美国作家海明威,从《在密执安北部》《印第安人营地》一直到《老人与海》,永远都是同一个主题。但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要不断思考作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断调整视距、调整写作的姿态。
上世纪80年代,我正在上海读大学,那是精神生活有点过剩的时代,大家不太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层面,对有钱人采取的是一种鄙视的态度,谁要是跟有钱人交往,这个人在学校里是没有办法呆的。每到周末,我们都会去上海音乐厅听贝多芬、莫扎特、海顿。
仅仅过了20年,到2000年前后,这个世界突然发生了变化,你会发现周围交往的人里面没有精神生活,大家讨论的都是物质方面的。这20年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音乐的问题就成为了一个象征,所以我在写《隐身衣》的时候也把古典音乐跟精神生活的关系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事物来加以把握和考虑,这是中国社会的变化带给我的一个不得不写的很强烈的刺激。当时我一直在考虑,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都奔着功利、利益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为自己的未来感到惴惴不安的时候,有没有人往相反的方向走?喜欢古典音乐的一些人,我称之为音乐发烧友,他们是反着方向走的。他们固执地按照他们的节律生活,有自己的价值体系、生活爱好和不可让步的生活节奏,这样的人一直让我很感动,我希望写一部作品把这个想法包容进去,跟关于时代变迁的感受结合在一起,这是写《隐身衣》的一个前提。
读者:您对于知识分子说废话这一点怎么看?另外,您本人也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您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有多大程度是在与知识分子划清界线?有多大程度是您的一种自我批判?
格非:我到上海以后,主要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回到乡村,我父母跟我说,这个国家全交给你们这些读书人了。我父母觉得读书人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要承担责任来引导社会,读书人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群体。我也抱着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包括我个人以这样的身份生活了三十多年,可是我慢慢发现这里面的问题越来越多,我对他们的厌恶不光是夸夸其谈,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对知识分子寄予非常大的希望,我个人也以知识分子自居,以精英知识分子自居,觉得这个社会是靠我们这批人的,可是到了90年代后期,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很多普通人的品格更值得我去赞美和钦佩,而且我觉得中国的社会道德体系其实是靠普通人建立起来的,是靠他们支撑的,这些人有着朴素的感情,尽管我们有时候容易误解他们,认为他们没有文化。
我现在有两个朋友圈,一个朋友圈是知识界的,一个朋友圈是非知识界的。我跟非知识界的这些人来往非常频繁,关系也非常好,我跟各种人打交道,有一些人在我看来没什么文化,也不怎么关心世界大事,在过去我对这些人很不满意,可是跟他们交往之后,我发现了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品质。
我在小说里写到的崔师傅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这个人曾经当过裁缝、在鞋店里卖过鞋子,可是他每次跟我讨论的问题都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他的观点和知识分子的观点完全相反,只要有教授在场,他一定会跟教授发生冲突,一定会把教授骂得体无完肤,教授最后求饶说你别再说了。崔师傅没上过中学,可是他有他的思想观念、有他的政治观念、有他的审美情趣。
过去我看你有博士学位就对你比较尊重,如果你中学没毕业那就算了吧。现在我彻底改变了,我会比较多地关注中国的普通人。
读者:您为什么给您的书起名叫《隐身衣》?它象征的含义是什么?
格非:原来小说的名字是一个比较悲凉的名字,叫“浮生余情”,就是匆匆忙忙的一生当中剩下来的感情。我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有种不祥的感觉,好像我一辈子要过去了,有一点剩下来的东西交待一下马上要完结了,所以要把这个题目改一改。然后想到关于恐怖小说的设想,“隐身衣”这个题目跟这个有点关系。小说里有一个人物叫丁采臣,这个人物死掉了,可是你关门的时候会突然发现他衣服的一角在门缝出现,你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的脸在镜子里出现,他是隐身的,你看不见他。
另外,有一部分人在顽固地建立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生活都非常虚假,但像崔师傅这样的人,他永远不穿短袖衬衫,再热的天他也穿长袖,他不吃肉只吃鱼,而且他从来不在十点钟之前起床,晚上不睡觉,他一定要把他自己认为合理的生活习惯保留下来,他想尽一切办法保留他的生活节奏。这样的人我认为是值得尊敬的。他白天睡觉,晚上出没,只跟特定的一些人交往,就是音乐发烧友,所以这些人是隐身的,书名也有这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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