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仁先生寄给笔者的信
惊悉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离世,心中一阵发痛,且久久不能释然。
1988年,我与淄博师专的几位同事,获得去北师大读助教进修班的机会,我的专业是文学理论。北师大的助教进修班是平时自学,暑期集中面授,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童庆炳、马新国、李壮鹰等知名教授。没有时间去听王富仁先生的课,但听王富仁先生讲现代文学课的同事下课后,老是讲起富仁先生的课如何如何好,去旁听的同学挤满了教室。羡慕之余,萌生了一个想法,富仁先生是山东老乡,晚上可以去他家找他聊天嘛!于是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同学就去了富仁先生在北师大公寓的宿舍。那时,房子是按级别分配住的,富仁先生的房子也就四十多平方米,说他家除了书家徒四壁,应不为过。客卧一室,印象特深的是房间中有一张双层学生床,应是孩子用的；一张高饭桌,几把木椅,上面吊下来一个灯泡。
我们几位就与先生坐聊。先生是山东人,少不了些家乡的话题。先生一边抽烟,一边聊天,烟灰缸是一只农村用的白色粗瓷碗,像是电视剧《水浒》梁山好汉喝酒的那种,比吃饭用的碗略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读书写作,大约一晚上烟灰烟屁股就这么一小碗,我甚至认为,先生的早逝,应与他抽烟太凶不无关系。两年的暑期上课,去过他家几次,他总是很热情地与我们闲聊,但我们知道,这耗去了他一些做学问的时间。毕业时,去他家作别,他送我一本他的译著,签了他的名,以作纪念。
从北师大进修结业后回到单位,与富仁先生通过五六封信。1991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散文诗集《紫色狂想》,寄先生一本,先生回信说:“看到你的成就,甚为欣慰,我们这些学院派,都是老学究式人物,灵感已枯,我还是很羡慕搞创作的。”我知道,这是先生在鼓励我。后来,先生又给我来信,“请将诗评寄我,我寄彭加谨兄”。哪篇论文记不清了,以时间推,应是我刊发在学报上写北岛的《理想的毁灭与重建》那篇。我只是去信汇报了我写评的情况,先生不顾自己教学加研究之忙碌,为我举荐,我便想到了鲁迅那些为文艺青年打杂,乃至去给弟子修鞋的轶事,实在感慨万端,直如范仲淹的四句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先生有两封信是托我为其西北大学校友出国考托福办借调之事,与我商议。尔后不久告诉我,此事已经别的学校办成,表示惭愧和谢意。为学友办事之认真,也使我感到了他的为人之诚。1991年,先生来信,还是谈我评论刊发的事,并告诉我“身体还好,请释念”,信中还附带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时,与李达三先生的合影照片一张。对于我邀请他来淄博看看我们这些弟子的恳求,他说实在抽不出时间。先生之忙,可以想见。
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末,社会一股否定鲁迅之风开始蔓延,记得有一位号称“痞子文学”的所谓名家,曾在某刊物发了篇调侃鲁迅的文章,言语粗鄙,对鲁迅大加否定,认为只要无长篇小说立世,便称不上大作家,云云。我当时颇感气愤,写了篇近两千字的批驳文章,发在了本地的《淄博晚报》。就这股风气,心里憋了很多话,于是给富仁先生写了一封信,不知是他已去了珠海分校或汕大信没收到,或是也在逆风的压力之中,没得先生回复,此后就没再与先生书谈。
富仁先生是海内鲁迅研究的大家,性情又是“眼里糅不得沙子”的有精神洁癖的知识分子。他一生研究捍卫鲁迅精神,他的身上也同样有与污浊斗争的不妥协品格。他说自己的性格:“大多数北方人都有点牛脾气,执拗,难变,一头碰在南墙上,死不回头；宁可杀头,决不求饶；宁可穷死,也不借债。说不了三句话就和人抬杠,不吵架说不出话来。”乃至临终前还大声呼吁:“中华民族需要鲁迅,不能没有鲁迅。”他厉声以远:“谁骂鲁迅,我就骂谁。”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遗言中“一个都不宽恕”的至死不悔不改初心的决绝。
我以为,对鲁迅的三个头衔: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思想家最核心、最重要。他是由于高擎了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大旗,并有实在的作品佐证,才成为“思想家”的。在文学与思想领域,他思想的价值尤其珍贵和重要。吴冠中先生甚至说出了“一百个齐白石,也顶不上一个鲁迅”的论断。
富仁先生走了,很心痛,很不舍,他的手迹,我将珍存。记得在他家中无所不谈时,他说:让我去坐牢,我可能还得养家糊口,但我不会沉默和妥协。他真率可爱,不拔高自己。他一生不只干了一件事,包括到汕大主持“新国学”研究的大担当,但我仍感觉,他耀眼的光辉仍是对鲁迅精神的坚守与发扬。假如先生只做了这一件事,也不枉此一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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