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龙
章丘龙山,真是山东乃至中国考古界的一块福地。城子崖遗址、西河遗址、洛庄汉墓、危山汉墓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很快,这份榜单也许又要增添上焦家遗址的名字了。
尘封整整三十年,焦家遗址终于在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走到了聚光灯下,用丰硕的成果征服了世人。这处五千年前鲁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弥补了多年来东方考古的一大遗憾,同时也推动了人们对章丘龙山地区的文化认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一批重大考古发现的问世,学术界掀起一股东夷文明研究热潮,而东夷文明的典型代表就是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1996年,全国文物考古界的顶级期刊《文物》刊发了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一文,里面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观点。其中,他认为章丘焦家等部落在五千年前可能已向国家过渡,甚至推测焦家遗址可能是一座城。
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没有足够的实物证据,也就难以得到主流观点的认可,但这反映出长期以来,山东考古学界对焦家遗址的认识和期待。此后,中原仰韶文化、辽河红山文化、太湖良渚文化等研究强势崛起,同时期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却缺乏重大突破,东夷文明研究亦黯然失色。
直到2016年和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山东省文物局批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对该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焦家遗址是座比较纯粹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简直就是部天然的考古学教科书,而它的科研价值更是世界级的。
“鲁北地区迄今所知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聚落,是距今五千年我省乃至我国东部地区规格最高的史前时期墓地之一,是早期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发祥地。”这是目前对焦家遗址的最新定位,民众虽然能感觉到它的重要,却很难有直观的认识。
提起中国早期的历史,无外乎三皇五帝、夏商周。其中,商代因为有河南安阳殷墟的存在,早已是定论,而再早一些却缺少明证,因此西方一度流传着“中国文化西来说”。
然而,1928年发现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却给了有力的回击。城子崖龙山文化城距今4500年左右,面积20万平方米,居住人口不少于2万人,用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4500年前,中国已经有了灿烂的文化。
距离城子崖遗址4公里处的焦家遗址则属于大汶口文化,它的历史要比城子崖还早至少五百年。换算一下的话,这处五千年前的遗址相当于少昊时期,而少昊正是上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和黄帝属于同时期的人物,比商纣王生活的时代还要早约两千年,古老程度可想而知。
黄帝、炎帝、少昊,人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原始部落打打杀杀的画面。然而从出土文物来看,五千年前的先祖们生活水平并不算差。更为重要的是,焦家遗址一处大墓中发现了大汶口时期重椁单棺葬具,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首次。重椁单棺,放在讲究礼仪的周朝是诸侯一级的丧葬待遇,搁在五帝时期更是意义不凡。
古人选择聚居地,自然条件最为重要。章丘龙山是块风水宝地,焦家遗址也好,城子崖遗址也罢,它们都因济水而生。
在东汉以前,济水是黄河的重要支流,游走于山东境内,但在今鲁西、鲁西南一带,由于当地地势过于平坦,济水经常被黄河“欺负”,动不动就泛滥成灾,先民屡受其害。当济水在山东境内行进到今章丘西部靠近南部丘陵的山麓平原一带,则温顺了许多,这也是为什么章丘龙山附近先民活动密集。
五六千年前的焦家遗址、四千五百年前的城子崖遗址、七八百年前的西河遗址,三处不同时期的遗址如此密集分布在一个区域内,几乎绵延不绝,三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前后相继的关系,目前还需进一步考古发现研究。
但是,随着焦家遗址的突破,应当对章丘龙山地区的上古文化有重新认识了。2017年,焦家遗址发掘区南部位置发现了城墙和壕沟的线索,说明这里很可能已经是座城。说是古国也好,古城也好,中心聚落也好,显然,焦家大汶口遗址是当时整个鲁北地区,或者说是泰山以南地区一处中心,集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种种权力于一身。进一步推测的话,这里有可能会是当时整个东夷少昊集团的权力中心,影响着东夷文明史乃至中国上古文明史的进程。
在焦家遗址之后,城子崖遗址也是一处区域中心,并一直延续到了周朝。可见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跨度里,章丘龙山都是区域中心,它极有可能在东夷文明版图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许这里是东夷某部落的驻地,在一定时间内,甚至有可能当过东夷集团的“首都”。
考古,并非刨地挖坑那么简单,往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尤其是大型遗址,耗时几十年的情况并不足为奇。以著名的泰安大汶口遗址来说,1959年进行了首次发掘,1974年、1978年在汶河北岸先后两次发掘,时间跨度近二十年,三次加在一起也不过清理出了几千平方米,这与82万平方米的遗址总面积来说仅是冰山一角。而根据媒体报道,焦家遗址的范围已经从24万平方米“长大”到了100万平方米,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焦家遗址将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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