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金娜
我从小跟数学不对付,对数学课的恐惧几度超越一切。别人怀念校园时光的时候,我一想到数学就心如止水,再也不想回到与数学角斗的岁月去。
最初对数学产生恍惚的恶感,跟刚上小学时参加的智商测试有关。其他题目记不清了,但有这么一道题,我放下笔就知道自己完蛋了。“一年有几个月?”我记得自己的震惊,又怕周围同学发现我的犹豫,只好在混乱的心情里写下我认为最接近真相的答案:“11”。
放学回家后,我倚在风景大挂历旁边,用当时具备的全部智力分析自己犯下这可耻错误的原因。我真不知道一年有十二个月吗?好像是知道,可又好像根本没在意过这事。
冬天到了我就穿棉鞋,吃冻梨；夏天到了我就穿凉鞋,吃西瓜；秋天可以放风筝,吃菇娘；春天有什么好吃好玩的我不记得了,东北的春天短得像个喷嚏。有了这些生活经验,不用数数我每年也都过得挺好。于是我把责任推给冬天太冷,被我弄丢的第十二月,感觉上跟一月二月没多少区别,属于冬天的那大块日子根本是一团糊,谁有心思查数。我觉得自己这个理论不错,可是担心批卷的专家未必能领会。讨厌冬天的小孩不只我一个,人家怎么都能尊重科学?除了自己是个傻瓜,似乎没有别的解释。
我从此对日历产生说不清的距离感,这感觉又延伸到从任何书里看见一连串数字就觉得冷飕飕,不信任。不过,我还是参加了风靡一时的校外奥数班,因为想着奥数班再可怕也不会比校内数学课更可怕,额外花了钱,我还暗抱一种接近魔幻的雄心:自己去奥数班后说不定“砰”一下就在数学方面开窍了,从此一鸣惊人什么的。
我基本可以确定,自己在奥数班里一道题都没学明白。但我记得奥数老师下发著名“鸡兔同笼”问题的那天,空气里有种令人激动的紧张感,让我心底又燃起了虚无的希望。奥数老师用神圣的语调朗诵:“今有雉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雉兔各几何?”见下面孩子都茫然,他用现代文解释了一遍,然后就开始计时。
“你瞅我干啥?动你自己脑子不会啊?”我身边的小胖子捂住自己的演草纸瞪着我。我也想动脑子,可脑子一点想动的意思都没有。小胖子时不时高举他的演草纸,眯眼检查进程,喉咙里发出欣赏的嘶嘶声。总算熬到时间的尽头,老师公布答案,小胖子攥拳喊了一声“漂亮!”揉揉肚子以示庆祝。
我后来再没去过奥数班。不知道那小胖子有没有替我一鸣惊人。
做成年人的烦恼也许更多,但和数学课相忘于江湖的自由总归是甜美的。这门学科不再对我造成直接的威胁与羞辱,去银行和超市面对数字时反应慢些也是我自己的事,没人冲出来罚我站走廊,让我好好反思未来可怎么整。可是数学课遗留下来的伤惨之感仍以一种隐秘的面目存在着,时不时就飘出来虚晃一刀。
常是一些古怪的难以解释的瞬间——比如吃巧克力的时候,那种雅致而严厉的苦味,总让我想坐直身体,把双手反背过去,眼前是一黑板繁密的公式。有时窗外春光正好,蝉声带着清新的希望,我就卷起袖子,立志跟一元二次方程拼了；有时赶上雷雨天,白炽灯惨淡地照着一切,我便撸起袖子呆坐,猜测妈妈晚上会不会炖排骨,或者琢磨狄更斯为什么让大卫·科波菲尔先爱上朵拉,后来才发现艾妮丝是他的真爱。更多时候,我整个人缩小得不能再小,僵坐在空白的演草纸堆里,仰望着无穷宇宙奥秘的门口,长久地怅然下去。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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