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德国总理默克尔视察一家幼儿园。德国的高生育补贴政策虽然对少子化问题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却加剧了人口阶层、族裔结构的失衡。
201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幼儿园与儿童互动。近年来,日本政府在财政吃紧的前提下仍大幅提高生育补贴,但效果并不明显。
面对少子化这个全球难题,以补贴的方式鼓励生育似乎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共识。不过,面对这场世界大潮,我们要逆潮流而动地问一个问题:高补贴真的是医治少子化的特效药吗?
本报记者 王昱
高补贴也未必有人买账
无独有偶,当中国人开始为生育率下降挠头时,我们的近邻俄罗斯最近也爆出生育率堪忧的新闻。根据俄联邦国家统计局网站最新数据,2017年俄罗斯新出生人口仅有169万人,较前一年又下降近11%,创10年来最低纪录。
面对这种情况,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出的药方同样是加强补贴。他去年11月底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许诺,俄政府将从今年1月1日起向生育头胎的贫困家庭发放补贴,月平均补贴额度为1.05万卢布(约合1181元人民币),直到孩子满1岁半为止。
但有意思的是,总统代表国家的“慷慨解囊”却在俄罗斯最大社交平台VKontakte上引来了成批网友的吐槽。很多人抱怨与物价相比,1.05万卢布的补贴太少,而且只发到孩子1岁半,能管什么事?
“催生不成反被吐槽。”事实上,普京不是第一个遭遇这种尴尬的国家元首。在已成“少子化标准国”的日本,首相安倍前几年也“囧”过这么一回。2015年12月,安倍在接受采访时夸下海口:国家准备每年拿出5兆日元的预算,保证对每个家庭的第一个新生儿给予1000万日元(约合6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育儿补助。也许是被少子化逼急了,安倍甚至抛开首相应有的含蓄,露骨地表示:“不结婚也没关系,只要把孩子生下来,就能领到钱。”
可惜,首相此言一出,在日本2ch网站论坛上立刻就有人开始算账,结论是养个孩子直接花销在2000万日元以上,所以国家还是给少了。
如果说俄罗斯和日本民众还只是“得陇望蜀”,证明了育儿补贴是个无底洞,那么欧洲的例子则证明了,即使把这个无底洞填满了也未必有人愿意生——以号称“生孩子能挣钱”的德国为例,只要孩子一出生,父母就可以领取政府发放的“儿童金”,直至孩子18岁成年,如果孩子继续读书,则将支付至其大学毕业25岁。目前德国政府每个月给每个孩子190欧元,约合人民币1490元；如果您有多个孩子,第三个孩子每月可以领取192欧元,超过三个则每个孩子可领取199欧元,即1560元人民币/人。但饶是如此,德国主体民族的生育率还是连年创下新低。
生育,本来是人类最基本、最天然的需求,但在眼下的很多国家,却被扭曲成了一项需要国家主动干预、补贴的活动。这就让人不得不反思:用补贴鼓励生育,这种简单粗暴的思路真的靠谱吗?
潜在副作用不可不防
当然,说补贴鼓励生育的政策完全无效未免有点以偏概全。补贴确实鼓励了一部分人生育,只不过,其真正后果未必是政策制定者所乐见的。
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在2011年曾有一段很“政治不正确”的发言——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呼吁,那些存心靠救济金度日的失业者家庭不要再生孩子了,也不要试图用生孩子套取补贴:“我看到一些人没有责任感,他们住在保障房里,领着津贴,爱生多少个就生多少个,却不对孩子进行应有的教育……这种图纳税人税金的行为必须停止。”
可以想象,卡梅伦的这番言论立刻遭到了围攻,反对党指责首相干预民众生育自由,更多的人则不解:不是说少子化吗?多生孩子怎么还有错了?
但事实上,卡梅伦的这番发言是有根据的。因为英国官方当时的调查已经证明,生育补贴政策正在令英国发生着十分危险的“人口置换”——补贴没有提振社会中层人群的生育欲望,却进一步鼓励了底层人群多生孩子。英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领取救济金的英国家庭中有大约10万家庭有4个或更多的子女。这些人因为生养了大批子女,可以申请居住宽敞的保障房,而很多纳税人反倒住不上这种档次的保障房。而这些多生的孩子由于无法接受良好教育,长大后又成为新的底层人口。长此以往,英国的底层人群数量将急速膨胀,最终压垮财政。
更严重的是,由于英国当时奉行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急速膨胀的底层人口中,有相当比例是来自中东的移民,这些文化、习俗与英国迥异的人口增加了英国社会的不稳定性——当然,碍于“政治正确”,这层意思卡梅伦当时没有点破,但几年后全欧洲爆发的难民危机,却替他说出了这层担忧。
在一个较发达的社会中,中层人群生育意愿低下其实是一种理性选择,根本原因是他们的育儿质量和成本都比较高,国家提供的补贴与这个成本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不足以刺激他们生育。而对补贴真正敏感的,往往是社会底层,尤其是那些只顾眼前、不考虑孩子长远发展的人。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如果要实行高生育补贴,则势必多征税,会进一步打击中层人口的生育欲望。这种表面上的“劫富济贫”,实则是标准的“损不足以补有余”,势必进一步加剧社会结构的失衡,而正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向我们证明,一旦贫困人口增多、族裔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其后果远比少子化更危险。
“放手”才是最好的疗法?
有人一定会问:“既然生育补贴行不通,那总得有个解决方案吧?”
在这一点上,自由派经济学家提倡的减税、减压在理论上或许是最正解。如果政府愿意对那些自力更生的育龄青年减税,同时抑制房价、物价过快增长,让青年们压力减轻,则显然将刺激他们的生育欲望,从而提振生育率。只不过,由于世界上所有政府都具有扩大税收的冲动,很少有政府真正愿意实践该主张。
其实,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少子化”问题很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被自然解决——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少子化问题虽然已经初露苗头,却没有引起普遍担忧。原因是当时全日本都在醉心于所谓“第五代计算机革命”(即今天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相信在不远的未来,新型计算机将会替代人的大多数工作,如果这一目标实现,人口减少反而将是好事,日本厚生省甚至曾为安置“过剩人口”做过预案。
虽然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个设想后来被证明是过分乐观了,但眼下,人工智能等技术却真正开始步入成熟期,各行各业都在兴起“机器换人”的热潮。如果这种发展趋势得以持续,未来各国政府可能要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将财富再分配给大量失业人口,而不是他们所担心的少子化。
回想仅仅几十年前,世界各国政府还在为地球人口爆炸而忧心,纷纷出台各类政策控制人口,最后“人口爆炸”这个担忧本身也被证明是杞人忧天。如今各国对少子化的忧虑和过度干预,是否又是在重蹈覆辙呢?我们还不知道。但至少,眼下各国正在推行的生育补贴政策,其效果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美好。对于生育这事儿,也许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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