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古系教授宿白(右二)参观考察须弥山石窟
作为中国佛教考古和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开创者,宿白曾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和版本学等领域的造诣为学界所公认,2016年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宿白先生的学生李志荣曾说,“‘经师易遇而人师难求’,宿先生对我而言,对很多人而言,他是一个‘人师’,而不仅仅是教知识的一个‘经师’。”
昼对夜,宿对白。1922年8月,宿白在沈阳出生,同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成立。时代,在他的前半生不曾平静,军阀割据、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十年动乱……而他似乎于乱世之中树立了一道屏障,从1940年进入北大求学,到82岁离开讲台,始终埋首于历史考古的一方天地,波澜不惊。即便被学界视为中国考古泰斗,他给自己的标签也只有一个——北大教员,“考古实际上是个破坏的工作。我们搞考古的人并不需要多做一些工作,能不做还是不做,保持在那。等到条件更好时再做这工作不是更好吗?虚心是重要的,不要自己吹自己有重要发现,是不是真发现还成问题!”
求学时代,宿白的先生辈中大师云集。他听容庚先生讲卜辞研究与金石学,汤用彤先生讲佛教史、魏晋玄学,冯承钧先生讲中西交通史。
走上讲台后,宿白把毕生所得又原原本本地传承给了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张忠培、“敦煌女儿”樊锦诗……这些旁人眼中熠熠闪光的名字都出自他门下,也都要尊他一声“先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介绍,“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宿先生讲课干货特别多,讲稿都是反复修改密密麻麻的,板书又特别快,字写得也好,画画也好,同学有时想跟上他会很吃力。上完了之后会觉得收获很大。”
他对学生严格,对学术同样严谨。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宿白与日本学者打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学术官司。宿白在善本古籍中发现了有关云冈石窟重修情况的记载,推翻了日本学者长广敏雄提出的云冈石窟分期方法论。作为佛教考古的权威,长广敏雄两次撰文激烈反驳,1982年,宿白再次发文回击,“他们对我的发现开始有点怀疑。后来证明我们的发现是真实的,是靠得住的,他就没有话说了。我们的研究很多都是新发现。外国人毕竟还是外国人,掌握中国的材料不可能有中国人自己清楚。”
时隔近半个世纪,直到1990年,长广敏雄才终于承认“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对云冈石窟的研究,让宿白成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也最终确立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国际学术地位。
对宿白而言,考古之路苦难艰辛,却又充满未知的精彩。他的考古生涯“第一铲”是1951年在河南禹县主持挖掘白沙宋墓。1957年,由他执笔的发掘报告《白沙宋墓》出炉,成为新中国考古报告的奠基之作。此后,宿白入西藏普查文物。“文革”十年浩劫中,西藏很多寺庙被毁。他所记录的图像资料,为寺庙修复提供了依据。
宿白先生家有四个房间,三间是书房,当初在夫人极力争取之下,卧室才幸免被书占领。晚年不再授课,宿白把毕生藏书捐赠给了北大图书馆,第一阶段就整理装运图书一万多册,金石拓本一百多种。学生李志荣介绍说,宿先生始终也没有不舍,宿先生也说,他在北京求学期间,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度过的。宿先生觉得他一辈子如果还有一点成绩,那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给他的。
(章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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