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师文静
2月初,山东省作协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49岁的黄发有当选省作协主席,这位平日低调、谦逊的学者开始受到诸多关注。在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文学批评家中,黄发有是“稳健扎实而又锋芒毕露”的一位,他的评论犀利又厚重,他的学术研究严谨而博大；作为山大文学院教授,他要带本硕博士生,手头还有多项科研项目。面对刚上任的省作协主席这一职位,黄发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畅谈了自己对山东文坛的认识,他称作为评论家,自己将不遗余力地推广山东作家。
日久他乡即故乡
“客子光阴书卷里”,作为福建客家人,黄发有远行求学的经历颇为曲折。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杭州大学读完经济专业本科后,黄发有回到故乡,从工人做起,在尝尽工作与跳槽的酸甜苦辣后,一步步升任总经理秘书,前途变得光明。但在当时文学热潮的激发与浸润下,他突发奇想地“明珠暗投”,在别人诧异的目光中离职,来到几千里之外的曲师大攻读文学硕士。
回忆这段旧时光,黄发有说得轻描淡写,但在其文章中,仍能感受到当年“逃离故乡”追梦文学的魄力与豪情。“我非常偏执地坚持着要离开,把自己逼走。我确实一贯喜欢文学,当时最直接的想法,只是想彻底地任性一次,放纵一下自己的真性情,反正是愿赌服输,绝不怨天尤人。”
黄发有高中、大学期间,用笔名写过许多诗歌、散文,偶尔写小说,喜欢给征文大赛投稿挑战自己。读研后开始写影视评论、跟踪性文学评论,随后“动了真心,讨论台湾女性文学的父亲主题、顾城诗歌等作品”。
硕士毕业后,黄发有辗转到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并在评论界崭露头角。1999年夏天,博士毕业后,黄发有北上任教山大,并在此娶妻生子,开始了新生活。因论文、著作、获奖等各方面成绩过硬,30岁冒头的黄发有在山大破格晋升副教授、教授。2006年离开山大去南京大学教书,黄发有在南大文学院当了9年“最年轻的教授”。
十年一晃眼过去,2016年底,黄发有再次以“山东大学杰出青年学者”的身份重返山大。此番回归,黄发有不禁感慨:“就像出了一趟远门之后回到自己的故乡……客家人说,‘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重回山大,落地生根。”
而真正的故乡则融在了他的文字里。从小对文史感兴趣的黄发有,在本科时开始关注客家文化,黄遵宪、林风眠等客家先贤的经历和独特气质,加深了其对客家文化精神的认识。他曾自掏腰包去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广西贺州、四川洛带镇等地做田野调查。“做客家文化的调查,是要构思客家主题的长篇小说,但后来实在没时间,就搁置了。多年过去了,仍没有放下长篇的构思。”
关注文学新生态
为人谦逊的黄发有,在刚步入评论界时,其学术风格却是锋芒毕露的。1998年,还在读博的黄发有发表《激素催生的写作》,对标榜“身体写作”的“70后”作家卫慧、棉棉等给予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上世纪70年代人的写作缺乏自然生长的精神间隙,没有原汁原味的文学创造的芳香、色泽和饱满度。”
黄发有时刻关注着文学新生态,对“70后”“80后”写作的商业化侵蚀,批评也很犀利,并因此引发争论。但黄发有的犀利不是为了批而批,而是在大量文本细读基础上的理性论证。回忆起自己年轻的锋芒,黄发有说,那时的他确实初生牛犊不怕虎。十多年过去了,黄发有说现在写文章,会考虑年轻作家的成长,最好是“关起门来”私底下泼一泼凉水。
除了对热闹的文坛发声,黄发有扎实、稳健的文学批评,树立了其在评论界的位置。他的《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小说研究》《想象的代价》等著作,让批评界不可忽视。评论家吴义勤说,黄发有的评论理论尖锐,批判有力,有大将风范。
作为批评家,黄发有对自身工作与所在圈子也时刻保持警惕。他连发《批评家是寄生虫吗》《影子批评:新世纪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危机》等文章,对批评家的“权力寄生”“商业寄生”“话语寄生”给予批评与剖析。黄发有说,“批评的灵魂就是永不停滞的发现。批评家对文学的参与,如果要真正地有益于文学的健康发展,那就必须将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点燃自己,然后才能照亮批评对象。”
另辟道路的学术研究
黄发有说,“批评界的整体环境和风气不是很好,不是褒就是贬,评论家如何安身立命一直是我思考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自省和追问,黄发有后来的学术方向逐渐转移到了文学史。
谈及黄发有的学术立场,山大文学院教授马兵给记者举例说,黄发有为了做网络文学研究,专门放下书卷去打网络游戏,这是因为不少网文受到游戏思维的影响。“他无论做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史料研究,特别强调资料的完整性,也坚持论从史出,这是今天很多评论家都应该学习的。”
进入文学传媒与文学史研究之后,黄发有说自己前后十几年凑齐了很多独门史料,比如“第一次文代会”简报、诸多作家的编辑退稿信、中央文学讲习所和鲁院的课程表等,这是档案馆都没有的资料,都是了解文学史的重要史料。黄发有正准备出版一本《中国当代文学稀见史料研究》。
这些研究,在很多人看来是另辟蹊径,黄发有则认为,自己的学术风格与经济专业出身有很大关系,重逻辑重实证。
缘起文学梦,投身评论界,又多年沉浸于搞研究,黄发有说,做了这一行,上路后就无法解套。“现在慢慢不像当年一样热烈渴望写作了,已进入学术研究的惯性轨迹,有写不完的论文做不完的科研。我其实非常渴望过简单的、慢节奏的生活,到处走走,逛逛书店,不过现在慢不下来了。”
黄发有还喜欢收藏藏书票,热爱逛书店,他的随笔中,全国乃至国外的人文书店跃然纸上,既是文化小史也有对书店的独特观察。“我现在藏了几百张藏书票,有一些非常罕见。”黄发有主要收藏民国大学藏书票,也有做过印度总督的英国爵士、来华传教士、“火车之父”斯蒂芬逊等人的藏书票,还藏有300年历史的羊皮书。“花了很多冤枉钱,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资料。”
相识的人评价黄发有,多认为他斯文谦逊。他的一位旧友形容他:“有一种温文尔雅、严谨守信的知识分子气质。”而在学生眼中,黄发有热爱生活,如父如兄,温和、真诚、朴素,又会享受生活。
山大青年教师布莉莉是黄发有的博士生,她说,老师的课堂绝不花里胡哨,但他驾驭自如、旁征博引,很吸引学生。“老师为人低调,对学生完全没有架子。当我们毕业面临考博或工作时,老师会讲他当年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像朋友又像长者。”
将不遗余力推广山东作家
当选山东省作协主席两个多月来,黄发有不用驻会,但已开始参与工作。
省作协换届后,如何推广山东文学呢?黄发有说,这个工作是党组与主席团共同商讨的大事,最重要的还是要继续提升山东文学在全国的地位,打造文学新鲁军。“山东省的签约评论家、签约作家等制度设计也走在全国前列,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基础。”
对当下整体的文学生态,黄发有分析说,当下的文学环境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法同日而语,这里面有几层边缘化:“一个是文学的边缘化,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被视听艺术冲击很大；而语言艺术本身也在边缘化,语言艺术依托的印刷媒介更是在边缘化。多重的边缘化中,文学要找好自己的位置,作家要对现实时代发声,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黄发有说,整个文坛都面临高原缺高峰的问题,“70后”“80后”作家群在创作上,也不如“50后”“60后”那么整齐、突出,但也不能就此说文学创作没有了机会,机会是有的,只是难度在增大。“当下,文学最需要的是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创作团队。”
有评论家认为山东的“70后”“80后”作家,在全国的声音不够响亮,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太低调、朴实,不够张扬。黄发有说,其实放眼全国,“70后”有影响力的作家也并不多,这与创作大环境、作家成长环境都有关系。“人们经常会有一定的焦虑,总希望有很多优势,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我们希望这样,但这不是短期能达成的目标。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繁荣与相对的沉寂期,文学的发展有其规律。”
那么,如何促进一个地方的文学创作,让更多作家冒头呢?黄发有认为,文学创作是高度个性化的,制度的设计可以推动文学创作,但作家自身的艺术储备也很关键。“作协就是做好充足的服务工作。但文学创作关键是作家自身,作品的艺术完成度如何,完全靠作家自己,别人无法取代其工作。”黄发有说,“70后”作家处于人生很关键的阶段,他们也很珍惜这样一个时段,读者需要多一点耐心,总会到这批作家出作品的时候。
作为文学批评家,黄发有说,他在作协主席的位置上,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全国推广山东的作家、山东文学。“只要能做的,肯定是不遗余力地去做。”黄发有称,山东文学评论一直有优秀传统,有很强的力量,在全国占据重要位置,成绩有目共睹,也输出了很多优秀的评论家。“在山东文学的推广上,文学评论肯定会做充分的工作,关键是有好作品,评论与文学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和持续的效应。”
作家需保持独立性
文学式微,信息嘈杂,商业文学来势汹汹的大环境下,黄发有认为,作家更需要保持独立性。“文学的本意,对作家来说,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独立性。不能哪里热闹,哪里有话题,作家就要去追赶。”
“当然,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与作家本身的气质很有关系,一个好作家,最重要的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到最好。这已很了不起。”黄发有说,山东作家,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比如张炜,其作品与时代精神保持同步,又有批判性,艺术气质也很特别,就说明了文学独立性的重要。“文学很重要的是要有多样性。当代文学中,有很多紧跟潮流的作品,当年也能有很大反响,但后来都被抛出文学的轨道,没有多少人能记得。对文学也要保持一点儿耐心,创作不能有功利性。”
此外,黄发有说,他发现当代作家的写作,同质化非常厉害,这是需要警惕的。“我们现代作家很大的问题是,成名之后,很容易形成自身模式,自我重复。过一段时间,作家需要对自己做一定的清理。作家需要有一定的个性和行文风格,但一定不能让这种风格固定化。创作一段时间后,需要对自己前面的作品进行一番审视,避免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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