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上海大宣书局出版了著名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俄国情史》,即《上尉的女儿》。这是俄罗斯文学的最早中译本,普希金也成了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俄国作家。之后,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也相继被译成中文,俄罗斯文学渐渐呈现在了中国读者的面前,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鲁迅清楚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性与伟大性。他说:“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
沈从文晚年仍念念不忘契诃夫对自己的影响:“大概当时总羡慕有契诃夫,就提到应当多一些人低下头来做事。”黄永玉曾谈到沈从文在写作方法和态度上与契诃夫的契合:“契诃夫说过写小说的极好的话:‘好与坏都不要叫出声来。’这几乎是搞文学的基本规律和诀窍,也标志了文学的深广度和难度。从文表叔的书里从来没有——美丽呀!雄伟呀!壮观呀!幽雅呀!悲伤呀!……这些词藻的泛滥,但在他的文章里,你都能感觉到它们的恰如其分的存在。”
作家张炜的写作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托尔斯泰是他崇敬的作家之一:“他的天才、难以企及的技巧,比较起他的伟大人格,似乎都是可以略而不谈的因素了。没有人敢于断言自己比他更爱人、爱劳动者,比他更为仇恨贫困和苦痛、蒙昧。我们在现代作家的机智和领悟面前发出惊叹时,最好忘掉托尔斯泰。因为一想到他,现代作家的那些光华就要受到不可思议的损失。在他面前,聪明和睿智都显得不太必要,也似乎有些多余了。”
作家余华曾绘声绘色地描述20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震撼:“当时自己被那种‘一开始就进入叙事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结尾’的风格,‘炸得晕头转向’。当时年轻无知,直接爬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结果发现自己有‘恐高症’。然后灰溜溜爬了下来,刚好是茨威格的台阶。”
俄罗斯文学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为人生”的主导意向、强烈的使命意识以及沉郁苍凉的底色,吸引着中国作家从中寻找着可供借鉴的资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眼光。鲁迅受果戈理启发,创作出自己的《狂人日记》；巴金、郁达夫将屠格涅夫的抒情糅进了各自的艺术创作中；在契诃夫戏剧的影响下,曹禺完成了从《雷雨》到《北京人》的艺术风格的演变；在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的影响下,沈从文写出了湘西人同俄罗斯农民一样旺盛的生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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