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九龙
宋遂良,1934年出生于湖南,著名作家、山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有《宋遂良文学评论选》《一路走来》《在文言文》等著作。宋遂良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为山东城市文化事业建言献策,近日,他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阐释了对城市文化的独到见解。
>> 城市文化其实是“人化”
齐鲁晚报:关于城市文化,有人从文化的定义进行推理演绎,有人从城市本身的特征出发进行定义。您是如何理解城市文化的?
宋遂良:一座城市的内涵可以从两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是自然因素,另一方面是文化因素。自然因素是比较直观的,主要是山水地理等生态状况。文化因素则体现在市民整体的人格特征上,城市文化其实就是“人化”,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因此,看一座城市的文化,最根本的还是看人,看这座城市居民的总体价值取向、精神状态、胸襟气度。
文化是“人化”,同时又要“化人”,城市中的人一方面是文化形象的载体和代言人,另一方面其行为方式又受到城市文化形象的影响,良好的文化形象会对人产生引导、规范和激励作用。
每座城市有自己独到的文化。比如市民总体上喜欢什么,厌恶什么,珍视什么,漠视什么；市民总体上是充满希望还是悲观失望,是积极进取还是得过且过；市民总体上是宽宏大量还是小肚鸡肠,是开放吸收还是保守排外。
齐鲁晚报: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学者充当智囊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您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宋遂良:文化大体可以划分成三类: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新时期,这三类文化形态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文化学者是精英文化的主要代表,他们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充当城市现代化的智囊团,有利于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多元性,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来看,高校、科研院所学者服务社会的意识还有些薄弱。学术研究不该虚无缥缈,专家们更不该在象牙塔里埋头做学问,在保持学术独立性的前提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去参与社会治理、服务社会发展,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智力支撑作用。
齐鲁晚报:您作为城市文化学者,这些年在城市建设互动中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您如何看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宋遂良: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城市是以文化来论输赢的,城市一旦失去了文化的支撑,就如同人失去了意识的支配,无法形成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一座城市也许没有过于强大的经济力量,但如果拥有了品味文化的魅力,就能赢得人们的关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是现代城市建设的一种谋略,“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同样不能忽略。
之前我曾写过一篇《济南想念徐北文》的文章。徐北文先生是济南市政府的文化顾问,是一座活着的济南博物馆,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市宝。自他去世,我常常会有某种文化空白感。每当需要我们建言献策时,我会自然地想起徐先生,要是他还在,我们就可以依傍大树好乘凉了。罗荣桓去世后,毛泽东伤感喟叹:“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对济南而言,徐先生走后也是如此。
徐北文先生是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典范,他是一位保持着独立性的学者,在政府、学术界和民间发挥着润滑剂的作用,推动城市文化事业向前发展。然而,像他这样积淀深厚、融会贯通的学者毕竟还是太少了。独立的学者,需要有过硬的学识和独立的人格,这给当代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要求。
齐鲁晚报:陈丹青曾说:“前瞻与回顾等同,均意味着历史的维度,以此维度作城市改造的思路与框架,才是真的气魄,才是对历史负责。”您认为该如何把握前瞻与回顾的关系?
宋遂良:上世纪末,我参加过多次关于建立泉城广场文化长廊人选的讨论。领导当初的意图是建立一批英雄模范人物,如焦裕禄、王杰、孔繁森等人的塑像。徐北文和董治安先生为首的专家组却力主先从古代的文化名人建起,我也是积极的附和者之一。领导也从善如流同意了。
待到提入选名单时却出现了50多个,经过几轮讨论投票,最后只剩下十几个时,最大的争议和困难出现了——这就是“济南二安”选谁了。按平衡原则,必须去一个。我以清照是唯一的女性为由主张忍痛去辛获得了多数人的赞同,最后,李清照上榜了。
我们当时还建议文化长廊建立第二批、第三批文化名人塑像,直到把老舍、臧克家、傅斯年、任继愈、季羡林、李苦禅等慢慢地树立起来,现在泉城广场十二名人铜像的对面还保留有拓展空间。前几天我还参加了济南市有关部门召开的文化长廊增设辛弃疾塑像的论证会。
真正的形象工程,应该扎根于城市自身的文脉,对城市文化底蕴进行直观再现,从而构建出符合全体市民集体认知的城市文化形象,进而增强市民的文化自信。讨论文化长廊人选的过程是近年来城市改造和文化提升的一个缩影,关键是要让文化决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凝聚更多的共识。
>> 文化建设要避免“千城一面”
齐鲁晚报:人在,人文在；人去,人文亡。我们可以凭吊,但凭吊需要遗迹。都说“人文齐鲁”,您认为目前山东在这方面做得如何,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宋遂良:泉水是济南的灵魂。济南没了泉水,就像贾宝玉丢失了他项上的通灵宝玉。上世纪90年代有几年趵突泉停喷了,我就感到心地浮躁,坐卧不宁,我看别人也是这样。泉水带给济南人的不仅是物质,主要是一种神气:上善若水。她洗涤污浊,调和极端,清心洗目,提振精神。从朦朦胧胧的凌晨到灯影绰绰的深夜,每年每月每天有数不清的济南人手提车推肩扛地到黑虎泉去取泉水,络绎不绝,洒出来的泉水一直淋湿到泺源大街。他们把这看作是一种祖先留下的仪式,生生不息的传统而乐此不疲,代代相传。我每回从外地回来,就觉得济南的水太好喝了。
有趣的是,在济南,泉水和杨柳荷花的结合不是水性杨花,而是泉水叮咚、杨柳依依、荷影亭亭,这就是文化底蕴使然。厚重多文、沉潜蕴藉的土地,长成的必然是知书达理、端庄明丽的大家闺秀,是忠肝义胆、侠骨柔肠的山东汉子。济南大明湖扩建并免费开放、建设了一批泉水直饮点,这些都是有益的尝试。
近年来,国内的城市建设有“千城一面”的说法,其实,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也有“千城一面”的趋势,很多城市精神、城市标识、城市宣传语趋于雷同,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挖掘城市的人文底蕴。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城市气质,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家底,城市竞争力的提升离不开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提升。
齐鲁晚报:罗马有罗马帝国遗风,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的摇篮,这些城市的美丽壮观,都贯穿着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作为城市规划者,除了建筑景观,还应该有“心理景观”,您认为目前的城市规划中,有没有采用历史线索?
宋遂良:城市在其文化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难以保持自身城市的文化形态、文化元素等的独立性、多样性和自主性。发展就意味着变化,城市化进程必然面对变化,重要的是你如何去应对变化。
城市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是从人们内心中生发出来的一种道德、情感和思想的力量。正因为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人们的心灵,所以文化的天然禀赋就应该是宁静的、悠长的、老实的、美好的,而非喧嚣的、短暂的、浮躁的、丑陋的。
以济南为例,在我看来,济南老城区有三大文化地标:东部的洪家楼教堂、西部的老火车站、中部的大明湖周边老民居,在全国来看都是很有特色的标志性景观。老火车站的拆除是极大的损失,好在洪家楼教堂和大明湖周边还保护得不错,这是济南的城市文化之根,一定要做好前瞻性规划。当然,城子崖遗址、四门塔、灵岩寺等也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地理形势上看,济南处在泰山与黄河之间,北京与上海之间,可以说是占据了天时和地利,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搞好人和,即提升城市的文化水平。
>> 好古敏求而不要泥古
齐鲁晚报:您认为山东或者济南的城市文化应该如何提升?
宋遂良:城市文化的提升可以从两方面努力。其一是提升人的文明层次。山东或者济南有着很典型的北方城市文化特征——朴实、豪爽,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豪爽很有可能演化成粗野,像露天烧烤、光膀子之类的行为是不文明或者不符合时代精神的,应当加以规范和引导。
其二是营建创造美的氛围。比较直观的感受是,山东在文化方面还是偏于保守的。以济南为例,传统的曲艺、国画、书法、京剧等艺术形态较为繁荣,但是像歌剧、古典音乐、话剧、油画等外来艺术形态的发展情况与国内先进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举个简单的例子,动漫是目前文化创意产业中一个比较火爆的类别,但是在济南、在山东,虽然发展很迅速,但是业界的影响力尚有限,无法和南方先进地区抗衡。山东缺乏创新、创意、进取的文化氛围,落后根本上是思想意识的落后,这需要下大力气进行培育和引导。
齐鲁晚报:旧说“有为有守”,城市建设,如何能做到分寸恰当的“有守而无为?”
宋遂良:在以往城市化发展和旧城改造过程中,我们有过非常沉痛的教训。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到以房地产开发为主的提高城市经济效益,再到城市广场化草坪化的城市形象工程,大量历史文化景观消弭于“旧城改造”。所有的拆建,除了城市功能考虑外,一定要有城市文化历史的考量,而且要充分尊重历史。
1998年春节,正月初五我去大明湖参加新修复的藕神祠揭匾仪式。那天下着小雪,湖风凛冽,吹得拿不出手。仪式草草结束。大明湖有过一座藕神祠,又叫水仙祠。此事在《老残游记》中也提到过,老残看到的那座“古水仙祠”前有一副破旧对联,写的是“一盏寒灯荐秋菊,三更画船穿藕花”。看来这藕花与李清照的“误入藕花深处”又有关联。于是人们都以为这水仙就是藕神,也就是李清照了。
徐北文先生说,在没有可靠的史籍证实前,我们还是模糊一点好。他建议藕神塑像保持宋代风格,两侧立头顶荷花的仙女一尊。弄得朦胧一点,也许更有诗意,更富想象。他为此在祠前撰写了这副浪漫的楹联:“是也非耶,水中仙子荷花影；归去来兮,宋代词宗才女魂”。但是那宋代仕女塑像做得太缺少艺术含量。匠人不解风情意,比着葫芦画不成瓢。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差异。
好古敏求,却从不泥古。城市建设恰恰需要这样的精神。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
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PDF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