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于悦
王鼎钧在中国大陆的影响不及余光中、刘墉、张晓风、三毛等台湾作家,但引起的好评和尊敬却丝毫不亚于后者。在台湾,王鼎钧的作品更是家喻户晓,坊间有言“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书”。这位已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亲历了中国几十年来重要年代的种种国难家仇,将国家大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变迁书写进一部部厚重的作品中,力求穷毕生之力“写出全人类的问题”,也因此被称作台湾十大著名散文家中成就最大者,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
>> 昨天的云 15岁参加抗日游击队
1925年,王鼎钧出生于山东临沂兰陵县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年少的岁月。“七七事变”以前的乡村,生活和平安宁,王鼎钧在当地的小学里与伙伴们一起读书识字,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着与自然相伴、与书香共处的日子。
直到1938年,抗日战争的战火蔓延到兰陵,仅13岁的王鼎钧不得不开始逃难生涯,他跟着父母先逃到兰陵东南方向的外婆家,后又逃难至苏北。一路躲避炮火和轰炸,一家人曾在基督教会的庇护下做过难民,小小年纪的他甚至学做乞丐出门要饭。
“炮声在西,我们立刻往东逃。炮声像号令一样,把这一方百姓全变成难民。满地是人,路太窄,踏着麦苗走。空中无月,还嫌前途不够黑,恨那几点星。”他在《昨天的云》里这样记录逃难的艰辛。“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势真危险,一个在天地间无以自存的家庭,几枚在覆巢下滚动不停的卵。”
家乡的战火平息后,王鼎钧回到了兰陵,但已成为沦陷区的家乡无法上学,高门大族纷纷组织游击队。1940年,15岁的他也随父亲王毓瑶参加了兰陵王氏组织的抗日游击队第十二支队。看到饱经战火蹂躏的兰陵古镇成为一片片断壁残垣,王鼎钧心底烙下了一生无法愈合的伤痛。
从14岁起,王鼎钧就开始写诗,16岁写成《品红豆诗人的诗》,1941年,王鼎钧随父母住进兰陵镇西插柳口村。在这里他跟着父亲请的“疯爷”(兰陵最后一个清朝进士衍公的儿子)学习四书五经和唐诗,并练习写旧体诗,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
在回忆录中,王鼎钧详细记述了自己学诗的过程:疯爷在对诗歌的鉴赏上一反流俗,弃《唐诗三百首》,用的是《古唐诗合解》。王鼎钧在疯爷的指导下,诗艺进步很快。尽管他晚年自承写旧体诗的潜力有限,但这应是自谦之词。从目前王鼎钧公开的数量极其有限的旧体诗看,其诗作意境阔大,用语典丽,考虑到其成长环境,且又属“业余选手”,其段位已相当可观。
>> 怒目少年 流亡学生弃学从军
现实依然残酷,由于沦陷区的生活十分煎熬,王鼎钧决心“不当亡国奴,到大后方去”,1942年的暑假,17岁的他穿过日占区,南下流亡安徽阜阳。
来到阜阳后,王鼎钧入读李仙洲将军创办的“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这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建立的最后一所国立中学,按战时体制进行军事化管理,收容了许多从山东逃亡出来的青年。
当时的王鼎钧,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满脑子“宁为玉碎”“我死则国生”的豪情壮志。在抗战的特殊年代,学校生活非常艰难:教科书一律在当地石印翻版,石印要经过一道抄写的程序,因此错误不少,老师照例在授课之前要先修改课文。而当时的音乐课一律是激昂慷慨的抗战歌曲,史地课则处处联系战后国家建设,所谓“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军事训练时故意自讨苦吃,例如煮饭时米中掺沙,过河时有桥不走、集体涉水等,以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1944年,国立第二十二中学西迁,离开阜阳时,王鼎钧作了一首诗:“阜阳一粒粟,壮士万金躯。临歧不忍去,来作登山呼。”
西迁途中,王鼎钧跟着二表姐穿过平汉铁路,进入了饿殍遍地的河南,更加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男童女童头上插着草标,待价出售。一场场瘟疫,多少人走路摇摇摆摆,扑通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妇人坐在墙角里死了,怀里的婴儿还在哭哭啼啼寻找奶头。这些都如针扎一般刺痛着他的心。
1944年10月,王鼎钧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陕南二分校所在地——汉阴县城东35华里的蒲溪铺。此后不久,陕西《安康日报》发表了他的诗,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1945年,青年学生从军浪潮席卷而来,王鼎钧也弃学从军,与一、二分校和师范部参军的同学赴甘肃天水青年军206师617团入伍训练。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不久,就迎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这一年,王鼎钧的母亲任淑贞在故乡兰陵去世。
>> 关山夺路 内战中奔波6700公里
1946年,21岁的王鼎钧随国民党宪兵团辗转南京、上海、沈阳、天津、青岛等地,经历了摧枯拉朽般的三年内战岁月。在他的回忆录《关山夺路》中,记录了在国共内战时期奔波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作为一名宪兵,王鼎钧参加了日军投降后沈阳的接收工作,目睹诸多官场上的现状,尽是国民党败亡之预兆,从满腔热血,到心灰意冷。
与此同时,战乱途中王鼎钧却意外获得了新文学的启蒙。1946年随军到沈阳时,他发现一套日本人留下的中国当代文学选集,视为珍宝,到处找地方藏书,一有时间便贪婪阅读。当时左翼文学乃新文学主流,文选中也多左翼作家作品,他从中获得了最早的新文学启蒙。后来,他写下了这段“左翼文学熏陶纪事”,细细记述自己最早对左翼文学的印象、对一众名家的接受与反思。
辽沈战役开始前,王鼎钧到秦皇岛改行做部队后勤,历经辽沈、平津两大战役,1949年王鼎钧在天津被解放军俘虏,经历俘虏营训练,但不久即被释放。王鼎钧从宝坻县步行到达天津,搭火车去秦皇岛,又到了济南,徒步胶济铁路到达青岛,坐船抵达上海江湾。在一个同乡“上校爷爷”庇护下,他在江湾军械库谋得一个职位。后来才知道这位“上校爷爷”收留了十几个家乡青年。
让他没想到的是,分别七年多的老父亲竟然也在江湾。当解放军的隆隆炮火逼近长江,大批国民党军人就坐在吴淞口的江边,等着军舰来接。此时,王鼎钧与父亲一同挤上了军舰。被人一推,差点跌落大海,绝望中伸出一臂,幸好勾住栏杆,又有人拉了一把,“一推一拉,历尽生死福祸”。船开动了,他却不知道要往哪开。
最终,船开到了台湾。在基隆码头,王鼎钧取出随身携带的自来水钢笔和办理入境登记时讨来的几张十行纸,坐在水泥地上写稿,“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之线”。
>> 文学江湖 成为散文大家
刚开始,王鼎钧经常写一些散文向《扫荡报》副刊投稿,被编辑发掘后来到该报专门校对副刊,从此迈入新闻界。1950年初期,王鼎钧进入中广公司,一开始只是做剪报、贴资料的工作,后来因为写稿能力突出被调去专门写稿,并担任编审组长、节目制作组长,写了许多广播剧本,后主编多家报纸的副刊。
工作的同时,王鼎钧也从未停止写作,他用“方以直”的笔名在台湾各报纸副刊写了杂文专栏,并从事舞台剧和小说创作。还在台湾文化学院、台湾艺术专科学校等讲授新闻报道写作及广播电视节目写作。1977年,王鼎钧的作品被选入台北版的《中国当代十大散文家》。以后的几十年来,台湾多次评选“十大散文家”,虽每次名单都有变化,但其中始终不变的名字就是“王鼎钧”。
在台湾“文学江湖”的三十年,也是冷战的三十年,国民党支起特务组织大网,强化意识形态控制,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因为有过解放军战俘经历,又拒绝加入国民党的情报组织,当局对王鼎钧极不信任,长期对其跟踪监视。1978年,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邀请王鼎钧担任双语教材主编。他就此移民美国,1990年退休后定居纽约,远离了台湾的种种纷争。
回顾前半生的经历,王鼎钧认为十分完整:“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占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进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
1992年,67岁的王鼎钧开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历时17年写出四卷回忆:《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讲述了他在抗战、流亡、内战、台湾戒严时期的经历与周遭人事。他说,这是用了他“等了一辈子的自由”。“我一生漂泊无定。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半流亡’,离开家,没离开乡。十七岁正式流亡,离开乡,没离开国。后来‘国’也离开了。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说不完。”
有评论说,王鼎钧的回忆录完全没有散文家那些文胜于质的坏习惯。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触及灵魂。他笔下烽火陡起的山东故乡,流亡学生的国立二十二中,随处可见的国军与解放军的对比细节……一个人的所见所闻背后是整个时代的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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