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说文化”三十年:
一切都如过眼烟云,唯有文化永存
2018年10月27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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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子平(左)、钱理群(中)、陈平原(右)在活动现场
     三十年前的暑假,北大中文系讲师钱理群、北大出版社编辑黄子平和北大在读博士生陈平原,三位青年学者闷在钱理群仅十平方米的筒子楼单身宿舍里分专题编写了一套“小书”——“漫说文化”丛书。书中文章从章太炎、梁启超一直选到汪曾祺、贾平凹,选文之广泛、文化意味之突出,也是三人所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在散文这一文体上的具体体现。如今这套丛书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今年6月,这套丛书由“领读文化”重新出版发行,并制作了有声书。近日,已成为老教授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齐聚北大,与读者分享选编“漫说文化”丛书的幕后故事以及他们对当下文学的处境、读书与教育的看法。
钱理群:这个时代缺少可以“随便说说”的朋友
  王富仁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在悼念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分裂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互相的思考、交流和讨论越来越困难,你找不到一个可以毫无提防、毫无顾忌地倾心交谈的朋友。所以我有一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我现在最渴望、也最珍惜的,就是可以随便说说的朋友。所谓“随便说说”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漫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谈“漫说文化”其实是有象征性的,它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心态、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这个时代所匮缺的。
  1988年春夏,当时平原在读博士生,我是一个讲师,黄子平是出版社的编辑,我们社会身份是这样的。但我们和当时所有的文人就做四件事情: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写作,一个是逛书店,更多的是聊天。当时我有两个聊天群体,一个是我和我的学生聊天,孔庆东后来写过文章《老钱的灯》,写我当时住的二楼的灯,他每次自习回来看到老钱的灯亮了就闯进来,因为我的夫人当时在贵州没有来,学生可以随时闯进来,一进来之后就是聊天,聊到深更半夜。另一个群体就是我们这批人,就像刚才平原说的那样,无论是三人谈还是出书,都是聊天的产物。这样的聊天最后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文体,聊天体的学术文章体。我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大家看到的《漫说文化》的序言,都属于聊天体的学术,有点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学术随笔。而这样一种聊天体的学术和我们的研究对象五四时期的闲谈散文有内在的相通,所以在我的感觉里,我们这套书实际上是一种主客体的融合,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心灵的交融,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大概是今天读起来特别有魅力的原因。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套书是别致好看,文化味、学术味、趣味十足的精品。但是我觉得这也有象征性,它证明了外在时代的干预和毁誉都只是一时的,真正存留下来的还是书,还是文化、学术及其背后的精神。一切都如过眼烟云,唯有文化永存、学术永存、精神永存,这是我直到今天还坚定不移的信念。
黄子平:读经典等于是“尚友古人”
  当年是陈平原跟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聊天聊出来这个选题,他说要做一套散文集,问我们干不干。我们好好的要过暑假了,结果暑假过不成了,整天在老钱小屋子里面吹风扇。
  “闲话风”的散文,是五四退潮之后散文家1935年编新文学大系的时候总结出来的。“闲话风”跟五四时期的战斗激情是不一样的,他们在五四退潮以后有机会在文化层面谈各种各样的事情,一句话来概括——“从呐喊到流言”。这种“闲话风”的散文,跟法国作家布朗肖的“无限交谈”,在结构上是暗合的。
  找人聊天的欲望,每个时代都有。而在某个时代、某个地域,能够找到同气相求的人聊天,这就要看运气。因为每个人都那么孤单、无聊、孤独,在同时代人里边找到可以聊天,而且聊得比较深入,这个机会比较少、比较难。用西方的说法,我们要跟伟大的灵魂交谈。在同时代的人里你要碰到这些伟大的灵魂机遇很低,而且聊到某个学问的深度、思想的深度,你就会发现找不到可以交谈的人,所以要读书、读经典。
  中文系有一个说法叫做“尚友古人”。你在大学里,非常幸运,有很好的同学、卓越的老师,但还是有局限。到了某一刻,只能“尚友古人”,跟过往时代伟大的灵魂交谈。“漫说文化”这套书为什么说读起来轻松,又觉得可以继续读、反复读,其实是我们在通过阅读跟伟大的灵魂交谈,读这些书,看这些作家从民国一直到现当代,用“闲话风”的方式去谈论他们所关注的文化主题。
陈平原:背一大堆名词,不如好好读作品
  当初之所以分专题编散文,某种意义上是对文学史的质疑。
  文学教育以文集、选本还是以文学史为中心,是一个大的问题。我力图纠正1904年引进文学史以后,整个中文系以及所有的文学教育以文学史作为中心的这个教学框架。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一大批没有品位,但记得一大堆名词和人名的学生,离开文学史,已经没办法再自己阅读和欣赏了。我希望回到文章、直面文本、独自阅读的状态,而文学史只是作为一个帮助你了解的背景而已。
  曾经有一学期,夏晓虹老师到德国教书,我替她讲古代文学,考试题目是关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答卷里面80%的学生举的是范进中举。为什么?因为中学课本有。后来我发现,学生读大学以后好多重要作品没再读,为什么?因为没时间,忙着读文学史。我们教给同学一大堆作家和作品名称,同时告诉他什么叫做主义、流派、风格,但实际上他没有时间去好好读作品。所以我才会说,宁肯编选本让学生们自己读,多少还有收益,比起你背一大堆名词有用得多。
  丛书选这十个题目,某种意义上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关系。八十年代我们重新发现地方文化、民俗、宗教等等,重新意识到休闲的意义。成仿吾当年批判鲁迅,说鲁迅落后,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有闲、有闲,第三个还是有闲,所以鲁迅写了一本书《三闲集》。“有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批评的对象,包括周作人感慨晚清以降的中国人缺乏丰腴的、温润的、从容的生活感觉。外在原因是战争问题、生活水平下降等等,没有那个能力,但也跟心态有关系。而八十年代后期,我们逐渐意识到日常生活以及从容的、优裕的、休闲的生活对于人的意义。
  散文的特点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在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某种侧影。谈中国文化,不一定在儒释道的大文章,不一定在教科书,不一定在文化史,也可以是在散文的点点滴滴中,见到日常生活中的中国文化。而且,用这些接地气的、生活化的、零碎的、感性的材料来弥补过于宏大的叙事和过于僵硬的概念,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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