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位图书推销员的环法之旅 　　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启蒙运动研究,不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哲人为研究主体,不关注启蒙思想本身,而是围绕法国启蒙运动及旧制度末年的社会、文化状况,构筑了一个由文人、书商、“禁书”组成的世界,从而拉近了启蒙运动与普通大众的距离。《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是达恩顿时隔八年推出的最新英文作品,也是中文世界时隔八年再次推出达恩顿的新作,以一位图书销售代表1778年的环法之旅为主线,用浸入式写作引领读者亲历图书贸易的各个环节,感受出版业的激烈竞争和大众高涨的阅读热情。书商们把满足读者的需求当作生意努力经营,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为一场革命做准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推销员眼里的书籍世界
　　1778年7月5日,卢梭去世三天后,29岁的销售员法瓦尔热受瑞士的纳沙泰尔出版社派遣,孤身一人出差法国,一边推销书籍、催收欠款、安排货运、调查市场需求,一边考察书商,评估沿途遇到的各家书商的品质和生意情况,若是还能顺便打听到卢梭手稿的下落,那便是再好不过了。
　　这家出版社在瑞士境内,与法国东部边境距离很近,许多可能冒犯天主教会、政府以及传统道德的书籍,虽然无法通过法国书报检查,却都可以在这里出版,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法国境内。这家出版社还印制利润可观的盗版书,在法国有大量的图书批发业务。
　　纳沙泰尔毗邻法国东部边境,法瓦尔热需要翻越边境的高山深谷,而他的交通工具只有一匹马。为了防御路上打劫的强盗,他还随身带了一把猎刀和两把手枪。
　　除了通往巴黎的几条大道,其他道路都坑坑洼洼,尘土飞扬,遇到下雨便泥泞不堪,马匹一天要滑倒好几次,他只得牵着马徒步行走,靴子都被磨破了,浑身上下更是脏兮兮的。
　　旅行的艰苦算不了什么,法瓦尔热更在意如何完成出版社交给的任务。纳沙泰尔出版社刚刚扩建了印刷厂,市场对图书的需求也在增加,特别是游记、小说、历史、自然学科以及被书商称为“哲学书籍”的非法书籍。尽管纳沙泰尔出版社与法国所有大城市的书商都建立了联系,但它还想增加市场份额,扩大发行网络。法瓦尔热的这趟法国之行,是出版社销售代表有史以来最具雄心的一次差旅活动,被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每到一处旅店,法瓦尔热都要整理一番,因为要去拜访城市大街上的书店时,他必须打扮得光鲜体面才能引起书店老板的重视。他和书商们艰难地谈判,有书商威逼他降低图书定价,或者发脾气撕毁订单,他依然坚定立场,丝毫不被动摇；遇到欠债不还的书商,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对方起诉到法院。
　　法瓦尔热每到一处目的地,先查阅《出版年鉴》——一本列出了法国所有城镇的书商和印刷商的贸易手册,安排访问的顺序,接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捕捉有关书商的人品和财富状况的传闻,随后进行信息筛选,对书商做出“佳”“一般”“可疑”“差”之类的评价,最后把所遇到的每个书商的情况写成报告,寄信给出版社的老板。这些评价报告没有冷嘲热讽,显得实事求是:家庭负担重的书商,“他得养一大家子人,赚的又不多,这样是很难成功的”；没结婚的年轻书商则看起来更有前途,“他是个单身汉,图书也选得不错,我觉得他是个诚实的人”。
　　18世纪的欧洲,没有哪一家大出版社不靠销售代表就能做成生意。法瓦尔热的这趟法国之行也存在着竞争。另一家出版社的销售代表的行程与法瓦尔热的路线相似,却领先他几个城镇,而且他们推销的书有很多雷同,法瓦尔热因此失去了很多订单。直到对方病倒了,法瓦尔热才抢到前面去。
　　此外,作为销售代表的法瓦尔热还要了解哪些书商濒临破产、哪些客户会承兑汇票、哪些审查官对盗版盯得最紧、哪些理事控制着书商行会、哪些货运代理商有最安全的运输途径甚至是哪些车夫驾车不会陷入泥沼。这都是凭借着一趟趟出差,销售代表才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
　　法瓦尔热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便是从书商那里打探到印什么书更有赚头。有人鼓动纳沙泰尔出版社翻印在巴黎刚刚问世的《宾夕法尼亚法律和宪法》,对两年前爆发的美国革命感兴趣的人或许会喜欢；而书商一致看好的是卢梭的《忏悔录》,法尔瓦热写信给出版社汇报:“人们坚信有这本书,不在巴黎,但是可能在荷兰。那书可以印上3000册。我们如果能很快搞到它并通知我们所有的最佳客户,他们肯定全都会要,甚至会用现金支付”。
　　遵循着出版社规划的出差路线,法瓦尔热先后到访蓬塔利耶、隆勒索涅、布尔格、里昂、阿维尼翁、尼姆、蒙彼利埃、马赛、图卢兹、波尔多、拉罗谢尔、普瓦捷、卢丹、布卢瓦、奥尔良、第戎和贝桑松等主要城市,贯穿法国东部、南部、中部,五个月后返回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董事们,则根据他的工作汇报,打着无限扩张生意的算盘。
挖不尽的资料宝库
　　法瓦尔热这趟环法之旅的所有通信记录,被作为历史资料,收藏在瑞士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无人关注,直到被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意外发现。
　　1939年出生于美国纽约的达恩顿,曾在《纽瓦克明星纪事报》《纽约时报》从事过短暂的记者工作,主要报道犯罪案件,学会了“尊重读者,不使用术语并尽力以生动直接的方式来写作”,也为其随后学术生涯中的故事性写作打下了基础。
　　1963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一个偶然的机会,达恩顿在某篇论文的一个注释中发现,瑞士的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里保存着数量丰富的历史资料,他欣喜万分,想去一探究竟。两年后,他在纳沙泰尔研读着那些档案资料时,犹如“进入历史学家的梦境”。
　　这些资料主要是纳沙泰尔出版社1769年至1789年的档案文件,有出版社与图书行业联系人的各种信件,也有出版社的账本、货运记录等。凭着对档案材料的敏锐嗅觉,达恩顿意识到,通过这些宝贵的资料,也许会找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图书市场的运作状况。
　　花费了十四个暑假和一个寒假,达恩顿查阅了五万封信件和纳沙泰尔出版社账本中的补充资料。他的研究著作《启蒙运动的生意》《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屠猫记》《拉莫莱特之吻》等,都是在纳沙泰尔出版社资料研究基础上完成的精细的文本分析,探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书籍的传播模式,那就是“传播线路系统里的所有环节都会打上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的烙印”。新近推出中文版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则是他关于纳沙泰尔出版社档案系列研究的又一块拼图。
　　尽管达恩顿在国际史学界具有较高的声誉,被学界公认为当代研究启蒙运动的学者,他也同时在不断遭受同行的质疑。
　　有评论者对达恩顿使用的档案材料的权威性提出质疑,认为相对于整个法语图书市场而言,纳沙泰尔出版社所售非法书籍所占比重太小。有人则指出,尽管资料丰富,但档案记录始自1769年,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伟大哲学家的主要作品都已出版,档案中必然没有记录,所以很难反映出启蒙运动期间思想生活的全貌。对此,达恩顿在《屠猫记》中也表示:“我无法解决证据和代表性这两方面的难题。”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中,达恩顿也并不急于做出关于图书与大革命、启蒙运动关系的论断,而是跟随着出版社销售员的足迹,描绘出一幅大革命前夕的书业景象,让读者感受到“图书贸易好像已深深嵌入旧制度时期的社会秩序”。
　　如今的达恩顿,投身于推动图书数字化,他把大量精心挑选的纳沙泰尔的文献资料上传到一个公开的网站上,如果读者感兴趣,可以通过数字化的资源,找到自己的研究途径。
卖书是生意还是启蒙?
　　曾有学者提出,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前期,十八世纪的欧洲也发生了一场“阅读革命”,是读者不同阅读习惯的转折点。他们认为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中叶,欧洲人讲究“精读”——因为能读到的书有限,如《圣经》、宗教书籍等,他们把手中的书反复阅读并与人分享；十八世纪后半叶欧洲出现了很多阅读俱乐部,受过教育的人开始“博读”,浏览的更多的是数量比较大的小说、报刊等印刷品,阅读目的纯粹是为了消遣。
　　但在达恩顿看来,尽管读者的阅读品质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所谓的“阅读革命”未曾发生过。他承认在旧制度统治末期,民众阅读的范围广、数量多,这种变化更多是受了卢梭的影响,卢梭就教导他的读者不但要彻底“消化”书本,还要使文学“融入人生”。因而这种阅读现象只能视为“一个显著的历史现象”——旧制度的读者住在一个当今读者想象不到的心灵世界里。
　　启蒙思想书籍的传播,是图书贸易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法瓦尔热遇到过一位书商,因反对新教和启蒙运动而拒绝销售这类著作。但书商的观点、品味或意识形态,真的会影响他们的订货书单吗?
　　21岁就获得“国王印刷匠”头衔的库雷,是当地书商首领,其家族与印刷业和图书销售业有着深远的渊源。他一边经营着图书生意,一边做着文学梦。他发表的一些作品表明了对启蒙运动理想的热爱,但他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订单里却鲜有这些启蒙哲人的著作。
　　兼职卖书的莱尔,是一名小学校长,对伏尔泰表示钦佩,他下的图书订单之所以包含了大多数著名哲学家的著作,是因为它们“有实实在在的销路,能赚到钱”。
　　书商里戈是纳沙泰尔出版社一个重要的大客户,对梅西耶、孔多塞和伏尔泰等人启蒙运动论著有很大需求,也只是因为他们的书具有销售潜力。同时他也抱怨卢梭的著作某些单行本“卖得并不太好,而且1782年卢梭的著作出得太多,市场已经饱和”,抱怨伏尔泰为了扩大影响力盗印自己出版过的书,“临到生涯完结时,还不能丢掉欺骗书商的习惯”。
　　无论是出版商还是书商,在达恩顿看来,在大革命前夕,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满足顾客的需求,做图书生意的首要目标就是赚钱,如同他们在信中说的那样,钱是“万事之动力”。
　　在研究《百科全书》出版历史时,达恩顿认为商业利益是《百科全书》广泛传播的重要推动力,因而得出了“生意就是生意,即使它关乎启蒙”的论断。有批评者则认为他夸大了经济在启蒙中的作用。达恩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道:“我没有把出版业和图书贸易等同于启蒙运动。在我看来,启蒙运动是一场由哲学家们所开启的思想运动,我从来没有假装要写一部启蒙运动史。那些书是如何到达读者手中的?它们不是像变魔术一样自动送到读者手里的,而要依靠文化中间商的努力。当然,文化中间商的动机是为了赚钱。”
　　1777年和1783年法国政府为摧毁非法图书贸易颁布的法令,对法国各地图书产业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马赛大书商莫西承认法国政府的图书关税有可能掐断法国书商与国外供应商之间的所有贸易,“对此我能怎么办呢?我只有叹气而已……患了重病,就要用猛药,虽然会伤身体,但是能救命啊。”美国的独立战争,也让人们失去了阅读的兴趣,“除了政治,什么都不关心”,转而去读信息量大、时效性强、价格便宜的报纸和小册子。1786年莫西断言:“十年后所有的零售书商毫无疑问都会破产。”
　　环法出差五年后,1783年,法瓦尔热离开濒临破产的纳沙泰尔出版社,与兄弟一同经营食品杂货生意去了。
　　当年他出差拜访的书商,仅有几家维持经营到革命之后,图书贸易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已经陷入严重的衰退。1787年7月27日,大书商里戈给出版社写了最后一封信:“我没有经常给你们下订单,这不是我的错,是读者的错,他们好像都不积极买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