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演进史著作《海洋变局5000年》出版 向海而生:大国兴衰与海权之争 　　从木桨风帆到蒸汽舰船,从大舰巨炮到潜艇、航空母舰,从常规动力到核动力,从古代海权、近代海权到现代海权,海洋变局的背后是大国兴衰的历史进程。由原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炜所著的《海洋变局5000年》一书,力图通过展示船舰、海权的交叉影响,揭示海洋完全不同于陆地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揭示为什么船舰与海权能够对大国兴衰及世界性海洋变局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

□德霖

由大河到大洋
　　上苍为人类打造了两个生存和发展的大舞台,一个是陆地,另一个是海洋。从世界地图看,海洋的表面积两倍于陆地。陆地被浩瀚的海洋包围,海洋分割了陆地又连接着陆地。
　　生存在陆地上的古代先民,很早就与海洋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联系:50万年前,有非洲人种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移居欧洲；7万年前,亚洲人种出现在大洋彼岸的澳大利亚；5万年前,蒙古人种通过白令海峡和南太平洋进入了美洲；大约在1.5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能够漂洋过海的独木舟。
　　人类的第一家园在陆地,第一生存需求是水。因此,最早出现在亚非大陆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母亲河。古埃及的金字塔王国活跃在尼罗河畔,苏美尔、巴比伦等王朝帝国繁衍更替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组成的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两岸产生、延展着古印度文明,滔滔不绝的黄河、长江则哺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
　　《海洋变局5000年》指出,大河与海洋的物质形态都是水,这决定了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本质是人类驾驭水的能力,其物质表现形式是农业文明在人类文明中有着先驱地位,但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并没有天然鸿沟。
　　务农需要知时节,历法天文随之产生；农耕需要工具,冶金技术被发明；陶器为远航者储存食物和水；与纺织相关的绳索、风帆是造船之必需……许多从农业知识中分离出来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和技术,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航海业的发展。
　　对于海洋的争夺早早就发生了。
　　在距今5000年前的古埃及文化遗址壁画上,可以看到一种高大的船,船上有旗帜,研究者认为这种旗帜可能是征战的象征。古埃及女王墓中木质海船的浮雕上,有十几个奴隶划桨的场景,也体现了古埃及已具有海战能力。
　　在公元前21世纪中叶的古代西亚,阿卡德王国的国王萨尔贡一世曾率军远征腓尼基和小亚细亚,当时留下来的石刻铭文记载,萨尔贡“过了西方的海,在西方三年,征服并统一了那块地方,经由海路和陆路转运着俘虏”。这里的“西方”,有学者认为是塞浦路斯岛。这是一个陆军跨海作战的战例,反映出腓尼基人具有同时代最高超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他们在海上纵横驰骋,攻城略地,开展大小不等的海上作战早就习以为常。
　　古代中国在造船造舰和航海科技方面的成就同样举世瞩目,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也绝不缺乏海战实践和海战的能力。1935年,河南汲县战国墓出土了2000多年前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面绘有相互攻击的两艘战船,战船分为上下两层。下层桨手用力划桨,上层兵士有的击鼓、有的射箭,生动地表现了水上作战的场面。此外,《左传》记载了公元前485年在黄海海域发生的吴齐海战,它比希波战争中的萨拉米斯海战要早5年。
文明古国的“短板”
　　从理论上讲,凡是以海上贸易兴国的国家,都特别重视自己的海上通道,特别珍视自己的贸易市场和商业利润。当同一通道上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人的时候,当同一市场上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买主和卖主的时候,一种本能的要求便呼之而出:控制海上通道,占领向往的市场,同时阻止他国的控制和占领。
　　这是国家的权力要求。于是,一些商船开始配备护航军队,以保护海上贸易,控制海上通道,占领大洋彼岸市场,保证商业利润的实现。日积月累,船的职能逐渐专门化,船的型号、建造也逐渐专门化,海军由此诞生。
　　国家为实现自身经济、政治利益,运用海军等海上力量去控制海洋,就是海权。一般来说,海权保护商业、增加了国力,充盈的国力又进一步加强了海权,形成良性循环。
　　海权的争夺是世界近代史的关键话题。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随着西欧经济中心逐步转移,大西洋沿岸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家先后繁荣兴盛起来。地理大发现使西方人的视野迅速扩大到全球,开始了疯狂的海外殖民扩张。海军成为海洋国家争夺殖民地和海上霸权的主要工具,海权成为历史的宠儿。
　　这是因为,征服海洋带来的财富效应足以令人垂涎。统计显示,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的100年间,仅黄金一项,葡萄牙人就从非洲掠夺了276吨；而1521—1600年,仅秘鲁和墨西哥就有200吨黄金和1.8万吨白银进入了西班牙。自16世纪初到18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殖民侵略者从美洲攫取了上千吨黄金和10万余吨白银。
　　巨大的财富,有利地支撑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崛起。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前所未有地认识到,海洋再也不是阻隔,而是连接全球大陆、可以带来巨大财富的通途。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曾经有过绚烂夺目的航海活动,包括大量的海上贸易,但它们都没有发展成为真正的海权国家。
　　《海洋变局5000年》给出的解释是,不是所有的海洋活动都会引导海权。按照马克思观点,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类的自然资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体等；劳动资料类的自然资源,例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则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过分富饶的自然资源,“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已足以支撑文明的发展,而古希腊等资源贫乏的地区没有这种优势,故而不得不去开拓新舞台,积极开发海洋。
　　由此看来,大河文明古国与海洋文明国家的文明起点从一开始就不同。大河文明古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有水利资源丰沛的大河,有肥沃的冲积平原,农耕文明足以使民众生存发展,海洋商业活动只是农业生产活动的补充。
　　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土地制度、农本商末传统,使社会结构相对稳固,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在思想文化层面,大河文明古国依靠农耕文明率先富裕,儒家文化、佛教很早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产生好勇斗狠、不择手段的海盗式商业和殖民活动。
　　因此,这些国家虽然有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但始终没有发展起保护海上贸易、保护海外市场的强大海军。由于它们没有维系国家生存必需的海上贸易,就没有控制海洋及海上通道和海外基地的渴望,就没有建立强大海军的渴望,也就不可能发展海权。换言之,他们有意无意地将本可轻易到手的海权主动放弃了。
海权往何处去
　　历史的发展印证了这一观点。
　　从15世纪初开始,太平洋西岸的中国和大西洋东岸的葡萄牙不约而同地向西、向东开展航海活动。英国人、美国人都曾经将郑和的宝船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船进行比较,郑和宝船之大、哥伦布帆船之小,一目了然。然而在此后的400年里,中国的明清王朝实行禁海政策,最终失去了发展海权的先机。
　　在张炜看来,海权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是对西方15世纪以来海权实践的总结。它是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理论,具有国家以军事强力控制海洋、推动资本全球扩张并走向霸权的本质。
　　但是,海权理论也具有合理内核。它揭示了一个基本规律——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海洋经济活动,对生产力发展和国家兴衰产生重大影响；它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国家海上安全与国家经济、政治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海军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它揭示了一个哲学理念——当海洋不再成为阻隔而将世界连成一体的时候,国家需要有着眼于全球的战略思维。因此,海权理论仍是值得借鉴的人类文明成果。
　　历史进入21世纪,如今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濒海,80%以上人口居住在沿海200公里的地带,海洋作为航运通道和全球化的桥梁,其本身巨大的资源量及其作为陆地资源接替区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人类正在加速利用这两倍于陆地的海洋空间。船舰在发展,海军在发展,最新科学技术不断被应用于海洋军事、应用于海军武器装备,与此同时,海权思想理论也在发展。
　　海权虽然没有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但现代海权也不是对传统海权的简单复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战略意识的国家所演绎的海权,有同也有异,具有鲜明的性格烙印。
　　徜徉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海洋里,新型船舰的科学技术彰显人类智慧的力量,被赋予新内涵的海权可能导引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给予海洋变局一些不一样的影响,这也是《海洋变局5000年》力图介绍给读者的新知识、新信息、新感悟。
　　当然,以霸权主义为特征的西方传统海权仍旧存在,海权领域的思想理论博弈仍十分尖锐。面对世界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应当怎样对待海洋,怎样正确认识和运用海权,期待更多的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