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仙求长生到死后成仙 ——透过文物和历史事件看古人的生死观 　　今天在许多博物馆都可以看到一种叫作“博山炉”的器物。这种器物是中国汉、晋时期民间常见的焚香所用的器具,既有青铜器,也有陶瓷器。博山炉的得名源于外形。炉体呈青铜器中的豆形,上有盖,盖高而尖,镂空,呈山形,山形重叠,其间雕有云气纹、人物及鸟兽。于炉中焚香,轻烟飘出,缭绕炉体,自然造成群山朦胧、众兽浮动的效果,仿佛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博山炉的出现,与中国的求仙文化有关,也是中国古人的生死观的体现。今天我们一起来通过文物和史籍中记载的历史事件,看一下中国古人的生死观。

　　□孙晓明　孙辰龙

“行西王母诏筹”事件
　　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年,汉哀帝建平四年,对于饱受天灾及灵异事件折磨的西汉帝国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前一年较晚的时候刚刚发生了地震,此刻刚过正月却又出现了日食,在那时人们看来,这都是大灾难来临的征兆。巨大的精神压力终于压垮了本已惶惶不安的帝国民众,使他们集体陷入“末日来临心态”中。于是,一场持续三个月之久、绵延天下三分之一郡国的大事件突然爆发。这就是“行西王母诏筹”事件,简单说来就是一场大型聚众游行活动。
　　从这年正月开始,关东二十六郡国的民众,举止怪诞,行事诡异。一夜之间,人们全都佩戴上一根根小小的禾秆,并且彼此间传播谣言,说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有灾祸降临。其中的数千人更加激进,他们赤脚散发、冲关越卡、翻墙越围,连跑带跳地窜入帝国首都长安。在哀帝建平四年,春天的时候天气大旱,加之先前又频发地震、日食等奇异现象,古人称之为天灾,西汉百姓民不聊生。
　　时间很快就到了夏天。每到夜晚,他们就登上屋顶、点燃火把、敲鼓喊叫,似乎在通过什么神秘仪式,来表达对“西王母”的崇拜。整个事件从发端到收场,猛烈而自发,但具体目标却始终模糊不清。到了秋天,一切戛然而止。
　　在这场自始至终都显得有点莫名其妙的社会事件中,民众毫无疑问将西王母当作了有救赎法力的神来崇拜,在想象的世界中赋予她某种改变世道和时运的权能。
　　但“神”化的西王母观念,其实并不为当时的上层精英所接受。实际上,公元前3年这一事件中所涌现出的西王母观念,是一个奇怪的文化特例。无论是甲骨文中第一次出现“西母”这个词,还是在后来的《山海经》《庄子》或者《淮南子》中,“西王母”都不是像西方文化中的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位“救赎论”意义上的“神”,她只是一位“仙”。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救赎论意义上的“神”,这个观念在古代中国思想文化中并没有位置。作为“仙”的“西王母”,仍然生活在我们这个宇宙时空中的某个地方,拥有自己充满乐趣的物质性家园。
　　两汉时期的图像和文字艺术,酷爱表达西王母的物质生活方式。在图像中,她经常坐在“仙草”灵芝的冠盖上,被奇妙而善良的禽兽比如九尾狐、三足乌、白鹿、白虎、玉兔以及蟾蜍所环绕,接受着它们的伺奉和服务。而在文字想象中的西王母则被进一步赋予了充沛的感受能力,不仅穿戴精美的衣服和饰物,比如她的标志性头饰“胜”(织机机牙,轮状),还酷爱吃喝取用美妙的食物和饮料,比如凤凰蛋和甘露。　
　　从《淮南子》开始,西王母的仙境家园,就与一个叫作“昆仑”的地方关联起来。昆仑本是西域一片峻岭的名称,是地理意义上的真实存在。但它离中原实在太过遥远,对于秦汉时人而言,属于只有靠神话和传说才能感受和理解的地方。
求仙成迷的汉武帝
　　这块魅影幢幢的土地,对梦想着如西王母般成“仙”的汉武帝刘彻格外具有吸引力。公元前138年,当武帝决定派大臣张骞出使西域,除台面上的政治军事理由,还潜藏着寻找西王母、求取长生不老药的隐秘动机。
　　起码在这个时候,汉武帝心目中的成仙,与他的前辈秦始皇赢政晚年孜孜以求的东西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寻找“不死”之道。“凡人不死”,这是古代中国观念中“不朽”的第一种含义。达到这个目的需要一些必要的技术手段,比如嗑丹药、练气功、登“仙”山,以及求助于号称掌握了“不死术”或者能与“仙”沟通的方士。
　　“仙”住在山上。这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就流行的一种观念。汉武帝不仅派人前往西域昆仑山求仙,还亲自登上泰山之巅举行隐秘的封禅仪式,或者前往盛行此道的古齐地海边。直到去世前两年,他还再一次去了东莱,站在大海边,眺望想象中的仙山,久久不愿离开。
　　在皇帝的亲自带动下,成仙的热情很快风行于整个帝国。但直至西汉中期,也只有见“仙”就求的汉武帝才会将西王母纳入修仙事业的关注范围。当时帝国各阶层的大部分民众还没有普遍信仰这位西域之“仙”。对他们而言,真正值得仰慕的“仙”,还是如古齐方士所说,都住在东海中的蓬莱岛上。为了缩小想象中的海上仙山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距离,这一时期,一种故意将炉盖造成“山”型的熏香炉横空出世、日渐风靡,这就是前面说到的“博山炉”。
　　博山炉的材质和造型繁简度各有不同,体现当初物主社会地位和财富水平的巨大差异,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成仙不朽”对于每一个凡夫俗子的巨大吸引力。迄今发现的博山炉中,最精美绝伦的一件发掘于河北满城汉墓,主人是中山靖王刘胜。
　　这件博山炉通体错金,异常精巧。它以云纹圈足环绕镂空海水,引出三条水中腾龙,托举起炉盘。云纹炉盘上,是山峦形炉盖。山峦间点缀小树,虎豹灵猴游走其中,猎人则追逐着自己的猎物野猪。整体图像充满“仙”山野趣。更加巧妙的是,地势凹凸起伏中悄悄安排了一个个小缝隙,一旦点燃香雾,“仙气”就袅袅升起,使整个炉盖更显神秘灵动。刘胜生前应该非常喜欢这件器物,以至即便不能生前靠它成仙,也决定死后让它陪葬。
　　人群中不死欲望最大的始终是皇帝。他们求助了不计其数的方士,又一次次带着被骗后的失望情绪砍掉这些人的脑袋。靡费资源、耗尽人力的求“仙”,有时候让大臣都看不下去。他们变着法子表达自己的劝诫。文采卓越的司马相如,就颇费心思地撰写了一篇《大人赋》。奉劝武帝:这条路上的艰难困苦不必多提,关键是即便终于到达昆仑仙境,所看到的也不过是苍老白发的西王母在三足乌的陪伴下,寂寞地守着自己冷清的山洞。司马相如希望汉武帝能够明白,活得久并不等于活得好。一个人就算历经艰苦最终成仙,等待他的生活也终归不值一过一提。
　　要扑灭皇帝的永生欲望,靠几篇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死亡本身,才能让他们接受“凡人皆有一死”的真相。晚年极端惧怕死亡而又求仙不得的汉武帝,在轻信谗言无端发动“巫蛊之祸”逼死太子后,才终于意识到人生恍如朝夕、自己必死无疑。
视死如生背后的哲学观
　　虽然永生毫无可能,但成仙之路也并不因此就会中断。一种更加复杂,也更加具有文化意义的不朽观念由此产生:死后成仙。依照这种观念,死亡并非只是对生命状态的否定,它也是一扇门、一个转换通道。
　　“死后成仙”背后的哲学观念,根植于远早于秦汉的古老“魂魄”学说。公元前543年,郑国大臣伯友叛乱失败,战死在城中大街上。八年后,郑国突然出现一则谣言,说伯友此刻正化为厉鬼,在城中为非作歹。仁义厚道的郑国大臣子产采取措施,封立伯友后代,总算平息了这件事。不久,子产到晋国访问,对此事很好奇的赵景子问他:伯友难道真变成了鬼?子产回答说:人身上有两个部分,分别是“魂”与“魄”。如果一个人活着时吃得好喝得好,死后他的“魂”“魄”就更加难以消散离体。考虑到伯友的家世条件,死后为鬼,魂魄难散,是可以理解的。
　　这场对话记录在《左传·昭公七年》中。子产的观点明显带有精英主义色彩。但他对人体机能所采取的结构化理解,深刻影响了后来儒家的灵魂学说。到了《礼记·郊特牲》中,儒家的思想家又进一步使之与气化宇宙论和阴阳学说结合起来,明确提出“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的说法。从子产观点发展出来的“魂魄二元论”,最迟到汉代就已经成为上层精英的共同知识和信仰。
　　“死后成仙”信仰的核心,是“魂”的升天。西汉乃至早至战国时期的墓葬中,经常以图绘的亭、门、窗等方式来表达死亡作为通往“另一种生活”的“门槛”的意义。在跨过死亡这个门槛之后,“魄”与将要朽败的身体一起留在地下,但“魂”还将继续踏上一段新的希望之旅,直到抵达死者生前梦寐以求的仙境。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也许是用作“旌铭”的著名T形帛画,经典地表达了这些思想。帛画上的图案无比明确地呈现了“地下—人间—天堂”三层生存空间。人间庄重肃穆,天堂端庄和谐。轪侯夫人在云雾升腾中接受子孙的祭拜,即将进入天堂的门槛。伟大而至上的神“太一”则由日月拱卫,端坐在画面的最上方正中间,垂视整个仙境。帛画的作者希望轪侯夫人的“魂”,在那里找到最后的应许之地。
　　有趣的是,当“魂”踏入仙境时,“魄”也并没闲着。轪侯夫人的孝子贤孙们,为她即将入圹的“魄”考虑得十分周到。他们在椁的周围安排了大量的美食、美酒、熏香和精巧用具,甚至还准备了一支歌舞乐团。在乐团的对面,越过包裹着轪侯夫人的四重棺,安顿着一张没有主人的坐席。坐席前的案几上准备好了全套餐饮用具。孝子贤孙们不遗余力,为轪侯夫人的“魄”能继续人间未完成的精彩生活创造着条件。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地下世界观念也在萌芽。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都有“遣策”出土。这是一种孝子贤孙帮助墓主向掌管幽冥世界的地下官员申报和主张财产的法律文件。这些遣策表明,早在西汉初期,人们就已经根据帝国行政制度,将黄泉想象成一个依靠官僚系统运作的复杂世界。那里不仅有秩序,而且尊重产权。
　　300多年之后,一个司法化的“阴间”观念日渐成型。活人所想象的地下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一个人间监狱。人们甚至像为仙境指派真实地理位置一样,将它安排在泰山。从此,死者离开此世之后的首要目标,不是寻求“死后不朽”、登入仙境,而是要尽最大努力避免坠入可怕的地狱深渊。接下来,佛教进入中国,“因果”思想将进一步强化人们对注定要踏过死亡门槛的恐惧,而古代中国的宇宙、天堂与人世观念,从此也将为之融合大变。
　　秦汉帝国时期的宇宙和生死观念,在儒家孝道思想的推波助澜下,表现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厚葬”行为。在乡里乡亲的舆论环境中,为了博得“孝子”的名声,人们不惜“发屋卖业”来埋葬自己的先人。对此,公元1世纪,矜才负气、性格古怪的东汉小吏王充,用愤世嫉俗的言论,触碰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他指出,人死之后继续“生活”的前提,是“魂”“魄”必须拥有智能,但气化宇宙论其实恰恰对此未置一词。如果“魂”“魄”没有智能,那么子产和他的思想后嗣就都是错的。人死不为“鬼”,而尽孝道的最佳时机,就在祖辈活着的当下。
　　王充堪称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但奇妙和矛盾也恰恰在于,如果没有一次次追求永恒和不朽的观念试验,那么古代文明也就不可能以物质的形式,在时空流转中雕凿出痕迹,否则20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无从触摸到文物和遗迹,感知中国古人和先贤们的温度和思想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