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出入于朴学、史学与哲学之间
2015年01月2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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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文化热”、“学术热”、“简帛热”等思潮中,中国的传统文化,由原来作为被否定、被批判的对象,逐渐重焕生机,而庞朴先生,则以其深厚的学养、精准的眼光、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于中国文化深入而广泛的思考,于这个过程中,开启、引领并推动了每一波给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带来转折和变化的学术浪潮。
发现中国智慧所在:
儒家辩证法
自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有两位相映生辉的哲学家,一位是李泽厚先生,另一位便是庞朴先生。二人学术的黄金时代,同样开启于上世纪80年代；二人最初都以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为重心,所不同者,在于李泽厚的学术思考乃是自康德开始,而庞朴的哲学探求则是由黑格尔出发；二人最终都落足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致力于对历史和传统进行重新解读和建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反传统”思潮逐渐走向顶点时,二人作为传统文化的“弘扬派”,共同为后20年传统文化的复兴奠定了最初的起点。
庞朴在哲学上,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学术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儒家辩证法的发现和提炼。庞朴将儒家辩证法概括为“一分为三”,又称“三分法”。这一辩证法不仅为儒家所独有,道家的返璞归真、佛学的不二法门,都是“三分法”的不同表述。“三分法”是庞朴对以儒家辩证法为代表的中国智慧所进行的最透彻、最圆融的阐发。“一分为三”是贯穿庞朴哲学和他终生学术的灵魂。这一学术创见,最早萌生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深入思考,是他超越和突破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尝试。1956年,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一文,在学界崭露头角。1980年,庞朴由古今哲人浩瀚的思想中探骊得珠,提炼出“三分法”这一洞见,并将“三分法”寓于“中庸之道”,撰文《中庸评议》明确提出。中庸为传统儒、道两家共同推崇为“至德”,近世对其理解侧重于政治伦理、修身养性方面,“五四”以来则将其描画为一种乡愿的丑态,庞朴把汉唐宋明直至“五四”所形成的这些前见一齐摆落,从突出“执两用中”的方法论的角度,对“中庸”进行了再发现和新解读。
“数成于三”、“三生万物”,“三分法”的秘密一经揭示,便成为解读传统文化的一把密钥,如燃犀烛怪,具有直指人类文化本质的力量。在《周易》、《尚书》等典籍中,在老子、庄子、司马迁、张载、方以智等古代思想家的论著中,无不闪烁着“三”的理论光芒。围绕这一发现,庞朴写成了一系列的论著,如从认识角度的《相马之相》,从实践角度的《解牛之解》,又如《黄帝与混沌》、《六峜与杂多》、《对立与三分》等都是这方面的篇章。从先秦至当代,由天文至地理,从诸子百家到黑格尔、马克思,古今中西,庞朴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综观他一生皇皇数百万字的论著中,始终或隐或显地活跃着“三分法”的哲学精灵。
在庞朴的哲学世界中,圆融的三分一统和僵化的二元对立两大观念,构成了人类主观世界的根本分歧。“二分法”强调矛盾和对立,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由正反两方面的对立而产生矛盾斗争；“三分法”则重视统一与和谐,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统一而又三分。落到人类实践中,二元对立要求征服与斗争,三分一统则强调和谐与发展；二元对立观念虽曾席卷近现代的观念世界,但在社会历史上留下苦涩伤痕的同时,也趋近于终点,“三分法”打破了“二分法”非此即彼的僵硬框架,使苍白的理论向七彩的现实靠拢,在斗争的世界之外,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和谐世界的可能与美好。在此意义上,庞朴的“三分法”并非要搭建理论的空中楼阁,也不是学者象牙塔中的超然遐思,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思考和深远的现实关怀,他将来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恐怕主要将由“一分为三”这一重大发现来奠定。
发现“火历”
和思孟五行
哲学命题的探寻,引发了庞先生在史学、简帛文献等方面的探索,造就了他哲学家、哲学史家、史学家、文献学家、简帛研究专家等一系列的学术地位。
遗失已久的上古历法“火历”的发现,是庞朴的一项引人瞩目的史学成就。一般认为,我国古代通行的历法,是依据太阳、月亮运行数据而制订的阴阳历,相传的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古六历以及《春秋》纪事的诸历等,都是阴阳历。庞朴经过艰苦周致的考索,发现上古尚存在着一种以大火星(心宿二)作为生产生活纪时根据的“大火历”,大火星昏起东方之时,即被认作一年之始。这一发现,解释了《左传》、《周易》等古代典籍中一系列原来无法索解的记载以及寒食节、祭灶神等今天无可考索的众多民俗现象。庞先生在《“火历”初探》一文之后,又有“续探”、“三探”刊布,但实际上,“火历”的发现,如同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学术宝盒,可以为更多的古代文化现象提供解读,只是这些揭示要靠后来的有心人来实现了。
庞朴的史学成就,还突出体现于他对先秦学术发展过程的还原、脉络的梳理方面。由胡适“截断众流”从老子讲起的《中国哲学史》开始,以哲学家为单位来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渐渐成为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传统,哲学史又被戏称为“子学”。随着分科治学越分越细,人文研究出现“科”下分时段、时段中再以一人甚至一书而众建“山头”的情况,不利于对思潮的揭示与把握。庞朴的设想则是作一部“中国哲学思潮史”,以此与这种“哲学家列传”统治哲学史讲堂的现象相抗衡,最终这一构想未能完全实现,但他的《先秦名家三派之演化》、《先秦五行说之嬗变》、《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辩证进展》等篇章,已经大致实现了这一构想的先秦阶段,并足可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示范与榜样。
自出土简帛文献中揭示思孟学派的思想线索,还原思孟五行的思想内容,庞朴还是揭秘“孔孟之间”百余年学术传承并填补这段学术史空白的第一人。人们往往将儒家思想习称为“孔孟之道”,然而由孔子的“性相近”到孟子的“性善论”,由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仁义”,之间尚有着不小的理论差异,由孔子至孟子,之间隔着百余年的时间,在这百多年时间里,孔、孟之间有着怎样的学术传承?又发生了怎样的理论变迁?这个问题引起自清代以来的学者的极大兴趣,偏偏这一时期又罕有文献流传于今,于是“孔孟之间”便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段空白、一个谜团。1993年郭店楚简出土,庞朴率先发现这一劫灰原典的学术价值,称之为“惊雷闪电”、“超级狂飙”,提出郭店楚简是一个衔接孔孟之间的“驿站”。他不仅经由这个“驿站”,分“易传”学派与思孟学派两个方向,追溯补写了这段思想史与学术史上的空白,解开了思孟五行这一千古谜团,而且还由此引领了上世纪末以来出土文献研究的热潮,此后,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研究密切联系起来,竟形成了简帛文献研究的一个新路径。
无论是火历的发现,还是思孟五行的揭示,均来源于庞朴深厚的朴学基础和扎实的考证功力。庞朴的这一朴学功底,还体现在对古典文献的整理上。《公孙龙子》、《东西均》都因抽象而难以释读,向为古籍校点中的大难题。也只有如庞朴这般具有哲学头脑的人,才可以将其中的理论难点解释得明白如话吧。
极高明而道中庸,尽广大而致精微,庞朴先生可以说已进入这一治学与做人的最高境域。他的离去,之所以让人喟然长叹,之所以被称为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之所以说“他在学术史上所留下的空白,很长时间内,将无人能够填补”,主要在于,学术界能同时集哲学家、史学家和朴学家于一身的人,实在太少太少了,而中国古典学术的本来面目,恰好只能仰赖这太少太少的人来发现,其余的人仅是追随者。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史哲》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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