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话、坏话与杂文的命运
2015年01月28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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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四益
在北京2015年书展上,看到金城出版社展示的《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怦然心动。当初,出版社邀约加盟时,还有些犹疑:这样的书系,无论选题报批还是效益考量,都未必最终成功,所以姑妄应之道:“可以罢。”但也迟迟未曾动手。经编辑几度催促,这才觉得是当了真；又不料时隔未久,第一批书已在书展“亮相”,并且得到了热烈的反响,这才佩服了出版家的眼光。
我之犹疑也并非无因。记得上世纪50年代初,刚读初中,便似懂非懂地喜欢上了鲁迅。晚自习时几个少年朋友做完作业,便凑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读鲁迅,害得尚未做完作业的同学告到班主任处,说我们不好好上自习,妨碍他人。此后不敢晚自习时扎堆儿,好读鲁迅却至老不衰,但也随着马齿渐长,知道杂文常常惹祸。
远的不说,就以近60年间事论,前30年,杂文的繁荣,大体两度。一度是在1956年前后。那时因主政者“虚怀若谷”,提倡批评,说是好话坏话都要听,并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是人民内部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一时杂文大兴,不但人民日报,其他如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也都有杂文专栏,中青报的《辣椒》大受欢迎。另一度,就是1960年前后,也是因为最高领导号召学习海瑞,提出要有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精神,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于是杂文又一度繁盛。“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都是出自此时。
可是,杂文的每一度繁盛都不长久,不过两三年,便有一场疾风骤雨的运动。运动一来,杂文便成了“向党进攻”的“罪证”,杂文作者,许多还是忠心耿耿的老革命,也因此成了“罪该万死”的“反党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即便后来蒙恩平反,也已九死一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有这样几度反复,渐渐悟到,所谓“好话坏话都要听”,听后的结局是大不相同的。一是所谓“好话”,大抵是指赞扬的话,而批评的话便大抵划入“坏话”的范畴。二是赞扬的话不怕过头,哪怕是全无依据的吹嘘或别有所图的捧场,一概照单全收,且投桃报李,给颂扬者很多甜头；而批评的话,一旦归于“坏话”,哪怕所言有据、切中时弊,也一概抹倒,上纲上线,予以还击,批评者也就因此划为“分子”,重则入狱、劳改,轻则群众专政,成为不可接触的另类,妻儿亲属均受牵连。
于是,清醒者视批评为畏途,钻营者以谄谀为捷径。舆论空气为之一变。
但若纵观几十年间,杂文的几度起落,大凡批评兴盛时,为政者大致较为谨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都较为扎实；而颂扬无节的结果则是图虚名、招实祸,最后不得不改弦更张,收拾残局。“大跃进”和“文革”两场灾难,都是在无边的颂扬声中走向败落的。
由此反思,批评实在是比颂扬更要紧的。如果以“好话”与“坏话”区分,我想,倒是批评的话多为好话。你想,明知批评不招人爱,还偏要说,甚至不畏招灾,不避斧钺。若不是为国为民,谁有这份傻劲儿?不少杂文家,当初因言获罪,备受折磨,一朝平反,依旧以苍生为念,奋笔疾书。倒是那些竭力颂扬、好话说尽的,多是包藏机心,为捞取一己之私利,罔顾家国安危的坏种。这也是几十年间屡试屡验的判断。批评有没有过头的?有没有不实的?我想,过头的批评、不实的批评都会有,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听一些过头的批评损失无多,听不到批评,损失才是巨大的。
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当然不限于批评,但批评始终是杂文的重要价值取向。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一个社会,耳边不断有批评的声音,实在是一种福祉。它令人清醒,发人深省,促人前行。如果失去了批评,耳边塞满颂扬之声,我想,离败亡也就不远了。
由此观之,杂文是否繁盛,可以说是社会状态的一个标尺。30卷的《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能够编辑出版,而且出版者准备继续编下去,无论对作者、对读者、对国家与社会,都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本文作者为著名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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