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拥堵、污染、犯罪(3M)是国际上比较认可的三个“大城市病”,您认为目前我国城市管理主要存在哪些问题?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陆铭: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通常把拥堵、污染和犯罪当作三个主要的“城市病”,在中国则主要是拥堵和污染。
不过,当前中国城市里的这些问题,更多是管理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当前中国大城市的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或者说供给不足。这与若干年前我们对于今天大城市人口的增长趋势没有作出科学预测,是有关系的。
总的来讲,为了应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挑战,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是科学规划,要认识到城市人口增长背后所蕴含的经济学规律。第二,在人口不断流入的过程中,土地的供应要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第三,在供给方面要增加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增加数量、改善质量、优化布局,使得公共服务的总量、质量和空间布局能够满足人口增加所带来的需求增长。还有,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比如再生水；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善城市的交通管理,这些是在技术层面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
齐鲁晚报:城市的公共服务在短期内是有限的,而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大量向大城市聚集,就可能导致公共服务短缺。您认为,大城市的管理者应如何平衡公共服务和人口流入之间的矛盾。
陆铭:一个人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是生活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是个体进行优化决策的结果。作为城市的管理者,只能在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通过供给方的改革来提高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才是政策正确的方向。
至于公共服务在短期内是不是有限,我认为,首先,不是公共服务在短期内是有限的,而是我们在通过某一些错误的政策减少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比如说提高了非户籍人口子女的入学门槛。第二,如果政府解放思想,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进城安居乐业,那么政府应该增加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供应。当然,客观上来讲,这种增加速度不可能很快。那么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也应该往着降低门槛的方向去努力。如果我们真心诚意地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那么我们至少应该用一个指标来衡量我们的政府,即外来非本地户籍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比如说,当下全国非本地户籍人口在本地常住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平均达到30%,在北京和上海该比例达到40%。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设定一个简单的政策目标,不是说要在一夜之间把户籍制度完全取消,但能否逐渐降低外来人口在本地常住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市民化的比重。打个比方,我们可不可以让京沪非本地户籍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我们真心诚意地用三十年到四十年的时间,把这个比重逐渐降到零。其实这点是可以做到的,甚至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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