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想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选择离不开其所在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等物质状况,同样也与其文化传统等人文精神密切相关。用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理来解释中国道路的选择,即用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来阐释中国实践,是鄢一龙近著《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一书的独特方法,展示了分析中国道路的一个新视角,让人耳目一新,富有启发。
　　中国“三圈理论”和新战略机遇期的分析就是一个绝佳的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的例子。哈佛大学的教授马克·摩尔提出的用于创造公共价值的战略管理的三圈理论,即从“价值、能力和支持”三方面构成的公共价值创造的反馈机制出发,来分析影响战略成败的三要素。鄢一龙利用这一分析框架的形式,从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天地人”三才分析法,提出了一个中国“三圈理论”,三圈即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战略管理的首要要素,不是外部“支持”,而是外部“时势”,时势是战略成败的关键,“把握天时就是把握大势、把握时机”。从地利方面看,识别地利则是战略管理的基础条件,要因地制宜,认识其中的利弊,也是认识其优势与制约因素必不可少的。最能动的要素当然在“人和”,人和本身几乎统盖了摩尔的三圈理论里的“能力和支持”两项。故而人和是战略管理中最为关键和最活跃的因素,真正的战略机遇期则是“人和将天时与地利耦合”才创造出来的。这三个要素的不同组合则构成了战略管理的不同区分,利用这一区分,落实在中国实践上,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战略机遇期的分析。
　　在鄢一龙的中国“三圈理论”里,一个国家若只有天时而无地利与人和,则只会落在“战略羡慕区”,比如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虽然发生了世界产业大转移,美国等发达国家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向日本、亚洲新兴国家转移,但中国当时处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没有地利与人和,只能“望洋兴叹”。若一国有地利而无天时与人和,则只能是处于“战略梦想区”,如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要开发矿产、发展交通等,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只能是“梦想”。若是无有天时和地利,只有人和发挥作用,结果只能是落在“战略折腾区”。在这一分析框架下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次战略机遇期则是天时地利与人和耦合时期。
　　第一次战略机遇期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前十年时间；第二次则是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大约前十年；第三次则是1993年到2016年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开始,这一次中国通过积极参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加入WTO,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这样“中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价格低廉的中国产品开始销往世界各地,中国开始以‘世界工厂’与‘经济大国’的形象登上了世界舞台。”
　　沿着这一思路,中国面临着如何创造和抓住第四次机遇期的事情。鄢一龙在书中从天时地利与人和三个“圈”进行了详细分析,逻辑严密,理论和实践现实诸方面都考虑得比较周全。在人和方面,也就是最能发挥我们自主和主动性的方面,书中提出我国适时提出战略大转型,“对外,最为重要的是从‘不当头’向充分发挥全球领导力转变,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内,最为重要的是推进了发展模式的转型,推进了以创新为核心的从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一系列‘先手棋’已经推动了第四次战略机遇期的逐步开启。”同时,鄢一龙还提出三点补充建议,也是在“人和”方面可为的文章,即,要推进第二次思想解放,要实现从改革开放红利到创新引领红利；从实现和平崛起到包容性崛起。通过包容性崛起以回答“中国威胁论”的论调。包容性崛起即“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共赢的,而不是排他的；是完善全球秩序,而不是摧毁全球秩序；是带来机遇而不是带来威胁。”
　　通过用“天地人”中国传统文化构造的“三圈理论”,非常恰切地用中国叙事话语讲解了一个中国实践的故事。这个叙事向世界人民宣布:“中国的崛起过程,不是排他的,而是包容的,不会给世界其他各国带来威胁,而是会给世界其他各国带来中国机遇,为21世纪的人类带来和平、稳定与繁荣”。
　　像这样以中国道理阐释中国道路的精彩实例在鄢一龙的《中国道路与中国道理》中还有很多,读者可以自己品读。中国道理中的“道”和“理”实在是中国人评价一个人时极好的用词,“这个人讲道理”；当用以叙述中国道路的时候,呈现出的是“中国道路之理、有道之理、中道之理,是人类的一种新知识体系”。此书表明,以中国道理阐释中国实践,方可“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