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庆

　　从以研究“伟大的医生”为主导的传统向研究医学活动中的医生和病人及其境遇的转变,从记录医学的胜利向探讨医学中尚存在的问题的转变,从高歌医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向沉思关于生与死、健康与疾病观念及其演化历程的转变,贯穿《剑桥医学史》全书。如作者在论述医学理论和技术方面进步的同时,也探讨了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理解、病人对医学的信赖程度以及对医生的态度,卫生保健制度及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问题。作者在充分肯定医学进步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代医学所面临的难题,认为“目前在欧洲和美国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正不断升高。谴责西方医学体系太技术化取向,太非人格化、太体制化、太高度技术化、太科学化、太官僚化,谴责它考虑更多的是医学职业的发展而不是病人的利益”。读后令人视野开阔,耳目一新。
　　疾病史研究一直是医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剑桥医学史》在疾病史研究方面也带给人们新的启示。作者不仅从病原理论、临床治疗、流行病学等方面研究疾病史,而且也涉及社会、文化、经济和地理等诸因素对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的影响,试图勾勒出一幅人类对疾病反应的全景图,极大地丰富了疾病史研究的内容,拓宽了人类研究疾病原因、演化的范围。
　　探寻医学的本质和价值,呼唤医学的人文关怀是医学史研究和教育的重要目的。作者在赞扬了医学科学和技术为改善人类健康做出的巨大贡献之后指出,尽管医学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对医学失望和怀疑的气氛却更浓。20世纪60年代乐观主义的摇旗呐喊已消失殆尽,青霉素、心脏移植的产生、1978年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斯·布朗的出生带来的欢欣鼓舞已不复存在,存在的是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可能出现的后果的恐惧日益增长,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的不满,对不堪重负的医疗费用和卫生资源分配不公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对于科学医学所采用的高技术“能做,必须做”的惊恐必定增加。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甚至个体的痛苦。病人被看作“问题”,或等待修理的“生命机器”。作者认为,在现代医学中,作为治疗者的医生已被作为修理躯体者的技师所取代,这是不可取的,因为“那种汽车修理师在告诉你曲轴损坏时所表达的同情对患者来说是不够的”。作者进而指出,既能充分应用技术,又不失去与人的联系,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卫生保健体系。倡导这种医疗活动人性化和人道主义精神的观念贯穿全书,反映出作者在高科技发展时代提倡必须高扬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真知灼见。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对医学技术在战争中被法西斯滥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剖析了在使反犹主义合法化的种族主义的影响下,德国医学研究人员用囚犯做实验,使医学沦为种族主义工具,救死扶伤的专家变成了大屠杀的刽子手的现象。作者特别强调,战后,在争论人体试验的伦理问题时,都要提到纳粹的暴行,“但是,我们也应牢记日本医生和科学家在中国受害者身上进行的实验,尤其是要记住这样的事实,即美国政府对这些暴行保密,并包庇、特赦了那些作恶者,以便拥有使用细菌战数据的特权”。读到此处,我们不禁为之一震,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毋庸讳言,研究医学史、考察医学演化的轨迹目的是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医学的现状,为探寻医学的发展道路提供参照。《剑桥医学史》的作者对西方医学与诸传统医学的不同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及前景的论述虽篇幅不多,但颇具新见。作者肯定了“西方医学已日益成为世界上最广泛应用的医学”,同时指出:“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回到西方医学传统的起源,同时也开始从东方医学传统中寻求另一种医学的智慧。”“当前西方出现了替代的、补充的和边缘的医学与科学医学并肩发展的趋势,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期待在未来,世界各国人民能共享其他医学体系的功效和优点。我们将看到它们在探索人群健康的许多方面是互补的。”这些见解在某些方面与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思考与正确评价我国中、西医学两种不同体系,探求其发展前景与具体道路是可供借鉴的。
　　　(节选自《剑桥医学史》译后记,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