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邦

　　卡塔尔世界杯上阿根廷与法国的那场决赛,让很多中立球迷成了阿根廷的球迷。法国实力很强大,强大到把梅西都映衬为独自带着老弱残兵逆天改命的“孤胆英雄”形象。公允地说,阿根廷其他的队员从来都不是老弱残兵,而且正当其位,众志成城。
　　在我看来,阿根廷的胜利之所以让人铭记,是因为他们“当位的平凡”战胜了法国队群星闪耀、天赋骄人的非凡。在比赛中,甘于平凡的队友们和堪称伟大的梅西,并没有任何的罅隙。而球迷朋友们在那群奋斗到最后一刻的平凡队友中,看到了平凡的自己。
　　人往往仰望高,却更能欣赏低。就像北京紫禁城的审美,永远比纽约帝国大厦的审美有味道。紫禁城永远不与白云平行,但透过紫禁城载着五脊六兽的屋角,白云自然而至。屋角的神兽们仰望蓝天,似乎也有自己的寄托。对于它们而言,天上的白云离它们太遥远,终其一生也无缘得见,但站在紫禁城的房子之上,依然可以憧憬白云的圣洁,“虽永无可能至之,然永远向着至之的路上前进、眺望”。
　　不同于故宫,纽约帝国大厦可谓直插云霄。在温哥华读书的一年春假里,参加了老师组织的赴纽约、波士顿的一场游学团。当我从梅西百货公司移步帝国大厦后,随着电梯的上升,颇有一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之感。
　　帝国大厦的高度是可以看到云端的。记得我在帝国大厦一个楼层较高的平台上练起太极拳,那一刻云雾缭绕,衬托得自己都仙风道骨了。不过那层平台原先有不少人想不开,跳下去寻短见,因此管理方用铁栏做了一些防护。现在回想当初在云端的那场自我沉迷,其实是不接地气的。人们并不真正尊敬云端,这种对高位的“尊敬”是一种为生计奔波的讨好,是生存的本能。
　　紫禁城和帝国大厦的区别就像是中华传统文化和西方实用主义的区别。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拥有财富和人才去建设帝国大厦,而实用主义的根基决定了欧美思维需要不断掠夺物质所有权、扩大资源占有比例、招揽各方人才,从而利用各种资源实现实用性目的。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求的是“高位”,求的是占领高位后实现自身需求的实用性路径。但中华文化不同,中华文化中的故宫,其气质是中正的、对称的、昂扬的,是肃穆中透着威严,威严中透着平和美感的。尤其是今天的故宫,更具亲和力。因为人人都可以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参照故宫的建造精华去修缮自己的房子,也能让曾经的御用形制,演变成为时下流行的文创产品。
　　高与下,充满了辩证关系。“高位”决定说了算,“当位”决定行得远。站得高很重要,但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就像法国队,过于迷恋天分,但一定能发挥出所有的能力吗?而真正折服人的,是一群找到自己位置并安于自己场上位置,团结在战术核心梅西周围,奋力拼搏、无论胜败皆使人垂泪的阿根廷。
　　把位置摆得低一点,往往会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