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捧红菏泽牡丹 　　谚语说“谷雨三朝看牡丹”,意思是谷雨后三天看盛开的牡丹正当时。谷雨节气马上到了,而菏泽牡丹早已名闻海内外。
　　菏泽古时叫曹州,自明代中期以后曹州牡丹栽培崛起,到了清代取代了洛阳、毫州牡丹而独领风骚,赢得了“曹州牡丹甲天下”的赞誉。明清两代文人或吟诗作赋展示牡丹风雅,或作谱讲述牡丹源流,推动了曹州牡丹声名远播。

　　□刘永加

从今不数洛花红
　　牡丹原产于我国西北部,据史料记载,唐代以来我国牡丹种植中心逐渐向东移,先后由西安、洛阳转移亳州,再到曹州。明清时期曹州牡丹已经天下闻名,文人雅士的关注度日渐增高,描写曹州牡丹的诗歌层出不穷。
　　何应瑞,明代曹州府(今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集乡何庄)人,御史何尔健之子。何应瑞于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先后任户部主事、常州知府、河南参政、副都御史、工部尚书等职。明崇祯年间,何应瑞结束宦海生涯,返归故里曹州,接手了其父苦心经营的牡丹园“凝香园”,成为第二代园主。此时“凝香园”种植牡丹数十亩,品种多达数百个,尤其是培育了名贵的“何园红”“何园白”等牡丹品种,因而名声在外。
　　何应瑞有感而发,赋诗一首:“廿年梦想故园花,今到开时始在家。几许新名添旧谱,因多旧种变新芽。摇风百态娇无定,坠露丛芳影乱斜。为语东皇留醉客,好教晴日护丹霞。”何应瑞的儿子也写了《咏牡丹》诗:“纷纷姚魏斗春风,绣幢荆扉富贵同。无限异名添旧谱,因多奇艳出新丛”。这对父子的咏牡丹诗,成为明代曹州牡丹日见兴盛的真实写照。
　　“洛阳自昔擅芳丛,姚魏天香冠六宫。一见曹南三百种,从今不数洛花红。”这首诗是清代山东茌平人王曰高所写《曹南牡丹四首》中的第三首。诗中说,洛阳牡丹曾经独擅芳名,尤其是姚黄、魏紫品种名气最大,可是如今看到曹州培育出的三百余种新品种牡丹,洛阳牡丹就不值得一提了。由此可见,明代曹州牡丹的兴盛已经超过了洛阳牡丹。
　　王曰高,清顺治十五年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后升任工科右给事中,当过康熙皇帝的启蒙老师,后官至礼部掌印给事中。王曰高是山东人,他曾到洛阳赏牡丹,回到家乡后,他又多次到曹州赏牡丹。对比洛阳牡丹与日渐崛起的曹州牡丹,他感慨万千,写了多首曹州牡丹诗,对曹州牡丹予以高度评价,诗作影响很大。
　　还有一位朝野名士陈廷敬,清顺治十五年中进士,清康熙四十二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后又担任过《康熙字典》总撰修官。当曹州牡丹大红大紫之时,曹州佐吏向云泽给他送来曹州牡丹,陈廷敬喜不自胜、赞赏不已。他当即赋诗一首《向云泽自曹州以牡丹见遗赋答》,以示谢忱:“春风料峭几枝斜,秾艳依然带露华。牧佐旧为芸阁吏,曹州今有洛阳花。写生银管曾修史,入席天香抵坐衙。茆舍竹篱还称否,凭君相赠到烟霞。”
　　冯溥是清康熙年间刑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也是一个朝野名士。冯溥辞官后,返归青州故里定居。闻听曹州牡丹天下有名,他就向曹州一个叫刘兴甫的朋友提起,刘兴甫非常高兴,并不辞劳苦,亲自封裹几枝名贵牡丹,送到冯溥府上。冯溥喜不自禁,赋诗《喜曹州刘兴甫送花》记录此事:“……我乞数株栽,君云无不可。不惮人力劳,千里亲封裹。策蹇君自来,惠我数百棵。”
　　由此可见,在清代,曹州牡丹可以作为风雅礼物馈赠,一些朝里官宦和外地文人雅士也以得到曹州牡丹为荣。
　　除此之外,一些从其他地方到山东任职的官员也对曹州牡丹赞誉有加。河北任丘人李中简是享誉清乾隆年间的著名诗人,他曾担任山东主考和山东学政。他在担任山东主考时,到过曹州,在欣赏了曹州牡丹后,写下了《曹郡牡丹知名旧矣,余来以闰三月,正值花时,赋诗志慰》一诗:“胜游著处系征鞍,香国来寻币月欢。长路雨风偏错综,故家池馆莫摧残。锦帷春晚归余好,金带名高见似难。可得应图红一捻,鬓丝相对卷帘看。”后来,李中简再次担任山东学政,并来曹州试院主试生徒,得以再次欣赏曹州牡丹,遂又赋诗四首,更是高度赞赏曹州牡丹胜过洛阳牡丹,其中一首广为流传:“十郡年芳最此都,奇观真逼洛阳无……”
　　这些明清文人雅士的诗作,极大地提高了曹州牡丹的地位和文名。
曹州牡丹谱
　　明清以来,曹州牡丹之所以为人熟知,也与清代举人苏毓眉、余鹏年等人写谱作记分不开。
　　为牡丹作谱录,对于总结梳理牡丹栽培历史、渊源与品种,展示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风俗和文化,尤其是曹州牡丹文化,作用巨大。正如洛阳牡丹天下闻名,得益于北宋文学家、名吏欧阳修写作《洛阳牡丹记》加以褒扬一样的。
　　为曹州牡丹作谱的主要有清康熙年间曹州儒学学正苏毓眉的《曹南牡丹谱》、乾隆年间曹州重华书院教习余鹏年的《曹州牡丹谱》、道光年间赵孟俭原著以及宣统年间赵世学增补的《新增桑篱园牡丹谱》。
　　苏毓眉是山东沾化人,清顺治十一年中举人,康熙七年担任曹州儒学学正。苏毓眉不仅文章写得好,能为歌赋,还善于画山水,《曹州八景》《雪霁园十景》等画作非常著名。苏毓眉在遍游曹州牡丹各园后,对曹州牡丹赞不绝口,之后就撰写了《曹南牡丹谱》,苏毓眉根据其亲身所见,描绘了清初曹州苑囿遍布的盛况:“新花异种,竞秀争芳,不止于姚黄、魏紫而已也。”各园牡丹“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数百株”,“即古之长安、洛阳,恐未过也”。苏毓眉还按绛红、倩红、粉红、银红、素白、墨紫、黄、绿、间等九色分类,共著录七十七个名贵品种牡丹。
　　余鹏年是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人,清乾隆年间举人。乾隆五十六年,他来到曹州重华书院任教,清初大诗人翁方纲当时正担任山东学政,来曹州督学,见到余鹏年时,嘱咐他一定要撰写一部曹州牡丹谱录。余鹏年遵嘱两个月便完成了书稿,提交翁方纲阅览,翁方纲阅后,专门赋诗以嘉其事。
　　在余鹏年所著的《曹州牡丹谱》中,他历数牡丹花谱源流以及曹州著名花品。尤其是在讲述牡丹栽培技术的时候,余鹏年针对曹州牡丹栽培的实际,指出牡丹种植要特别注意结合实践,不盲从古人书本经验,要因地因时制宜,才能培育出适合当地的优质品种。
　　赵孟俭和赵世学原本就是清代曹州著名牡丹园“桑篱园”的园主,他们精通园艺,精心培育牡丹新品种。“桑篱园”共有牡丹两百多种,尤其特别的是,“桑篱园”非常善于培育黑色牡丹,他们培育了九种黑色牡丹,超过其他任何牡丹谱录中关于黑牡丹的记载。
　　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后,赵孟俭和赵世学先后联袂撰著的《新增桑篱园牡丹谱》,把牡丹分为黑色、黄色、绿色、白色、紫色、红色、粉桃红色、杂色八类,已基本等同于今天牡丹九色的分类,对于曹州牡丹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文人以诗歌的形式为曹州牡丹撰著谱录。晚清曹州知府赵新的《杂咏牡丹》组诗就是代表作,这组诗描述了姚黄、魏紫、豆绿、墨魁、冰清、梨花雪、一品朱衣、葛巾紫、红巾、掌花案、瑶池春、花牡丹等十二种名品的形貌特征,其谱录意义重大。
　　清代学者顾嗣立《曹县》一诗和刘大绅《牡丹行》一诗,同样具有花谱和花史意义。其中,顾嗣立在诗中更是点明了当时牡丹种植的中心已经由洛阳转到曹州:“牡丹数洛阳,花谱佳名富。迩来地气迁,曹南为独秀。”
地方志中多牡丹
　　明清曹州牡丹的广泛兴盛,也与文人著书立说、撰文修志大有关系。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他在志怪小说《聊斋志异》卷十葛巾篇中,就记述了曹州牡丹仙女葛巾、玉版远嫁洛阳的故事,实则写的就是葛巾和玉版两种罕见的牡丹品种,只不过将其神化了而已,这为曹州牡丹声名远扬出了大力。
　　曹州牡丹早期缺乏文献记载,到了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之后,曹州牡丹培育、种植、销售繁荣起来,文人雅赏牡丹,并作文修志以记之的日渐增多。
　　明代官员谢肇淛的《五杂俎》记载了万历年间曹州牡丹的普及程度,描述当地花农像种菜一样种植牡丹,“濮州、曹南一路,百里之中,香气迎鼻,盖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蔬菜然。”他称,当时曹州一士族的牡丹园“可五十亩,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几无尺寸隙地,一望云锦,五色目”。
　　曹州牡丹也使得地方官员引以为傲。明代万历年间曹州兖西道佥事胡廷宴专门撰写《兖西道公署园亭记》一文,对曹州牡丹大加赞赏:“曹故饶于牡丹。诸亲友觅曹南土物,吾即夸牡丹之繁,园亭之盛。”
　　明清一些地方志也对曹州牡丹多有记载,明万历年间《兖州府志》记载:“曹州唯士人好种花树牡丹,红药之属,以数十百种。”
　　清康熙《兖州府曹县志》中记载更为详尽:“尝考洛阳《牡丹谱》及欧阳文正公《牡丹谱》,不逮《亳州谱》远矣。彼时已有六七百种,分五色,排次序。至于今,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县距州仅百里,当昔盛时,而姻亲往还,童仆联络,故佳艳时,获怡赏,亦重价多相购置。李悦心诗云:‘生憎南亩课桑麻,深坐花亭细较花。闻道牡丹新种出,万钱索买小红芽。’盖实录云。”
　　这表明作者认真考证过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谱》以及其他洛阳《牡丹谱》,他认为,这些都没有薛凤翔的《亳州牡丹史》记录详尽。亳州牡丹盛时,已经有六七百种牡丹,到了康熙年间,亳州牡丹花事渐渐消歇,曹州牡丹则日益天下闻名。通过该志的记述,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清代初年,天下牡丹盛事已经悉归曹州了。
　　有了大批明清文人雅士赋诗、作谱、撰文的加持,曹州牡丹被捧红起来。据清代曹州任、书法家毛同苌《毛氏牡丹花谱·弁言》记载,当时曹州牡丹已经行销全国,“北至燕冀,南至闽粤,东则沿海一带,普遍苏杭等处,南洋群岛,贩运几遍中国。”清光绪《菏泽县志》则记载,曹州人已经靠种植牡丹发家致富:“牡丹、芍药多至百余种,土人植之,动辄数十百亩,利厚于五谷。”有了这样红火的局面,明清文人雅士的居功至伟,不能忽视。
　　(本文作者为枣庄市台儿庄区融媒体中心编审委员会编审、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