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3年08月10日
来源：齐鲁晚报
-
 【PDF版】
|
|
|
 |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
茅于轼 著
群言出版社
本书用鲜活的案例与翔实的经济数据,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 |  | 《忐忑的中国人》
梁晓声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剖析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的忐忑心理,力陈中国社会的根本性问题。 |  | 《“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应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研究了中国乡村农民群体抗争行动的目标、动力和机制所发生的变化。 |  | 《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于建嵘 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书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系统地提出了化解社会冲突的政策性建议。
|  | 《弱者的武器》
斯科特 著,郑广怀等译
译林出版社
本书展示了农民反抗外来侵犯的“全貌”。
|  |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亨廷顿 著,王冠华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审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是对现有文献有趣而生动的补充。 |
|
几年前,著名新闻人白岩松用一本《幸福了吗?》发问:“幸福在哪里?”提起写作此书的初衷时,白岩松如此说:“上一个十年,痛或快乐是大问题；这一个十年,幸福成了大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今年初推出新作《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在这本书中,茅于轼同样关注了社会转型期的民众心理状况。这位已入耄耋之年的经济学家发问: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
显然,我们很多人的焦虑已经不是一杯“心灵鸡汤”可以解决的。本报记者梳理了相关书籍,寻找导致这种焦虑感的根源与解决之道。
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民众的幸福感理应如统计表里的经济数据那样持续增长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今年推出一本非经济学著作《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此时的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民众的幸福感却并未如统计表里的经济数据那样持续增长。
“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茅于轼记录了寻常生活里的“怨气”: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无处不在的怨气让步入耄耋之年的经济学家感到困惑。有媒体披露,茅于轼在写作《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时,他最初定的书名是《中国人的怨气从哪里来》。
很多学者在提到当下中国人的心理状况时,都会与当下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相结合,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早在2008年,学者胡纪泽就已开始关注转型期中国人的心理状况,这一年,他出版了著作《中国人的焦虑:一次文化突围的尝试》。在胡纪泽看来,“焦虑是产生于理性而脱离了理性的轨道的一种情绪障碍”,这位临床心理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
作家梁晓声也在书中刻画了弥漫在全民心头的焦虑。近两年,梁晓声相继推出《郁闷的中国人》、《忐忑的中国人》。在《郁闷的中国人》中,刚解决温饱的中国人,面临一系列问题,又开始郁闷了。而在《忐忑的中国人》中,梁晓声提出了一个类似茅于轼的困惑:在国力变得空前强大的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农村和城市,不分贫富,不分官民,总而言之,几乎集体陷入了焦虑和忐忑。
“焦虑”、“忐忑”和“迷惘”等成为当下很多人的主要心理状态, 并成为一种普遍精神现象
有评论认为,在《忐忑的中国人》中,“焦虑”、“郁闷”、“忐忑”、“迷惘”、“不安”等成为当下中国人的主要心理状况,构成了我们中国人现如今的生命冲突、自我分裂和心灵危机,并成为中国人的普遍精神贫困现象。梁晓声在一次访谈中分析了产生这种社会心理的根源,他将此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分配不公、腐败和特权。
基于此,梁晓声呼吁顶层设计改革,并从“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缘由中寻找答案。《中国人的焦虑》作者胡纪泽同样是站在大文化观的角度对焦虑进行剖析,他的结论是焦虑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情理治疗的模式。
中国人的怨气到底从哪里来?《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一书写道:“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民怨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不过,在茅于轼看来,这两者均不是中国人怨气的根源。“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观感觉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茅于轼认为,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
学者岑科在《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的书评文章中归纳道,中国人的焦虑和怨气来自社会不公,即财富或地位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意味着社会中有特权压迫存在,这会导致严重后果。“中国当前社会中矛盾和怨气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社会正义缺失,大家不爱讲理。”岑科说。
茅于轼在书中频繁提及“效率”一词,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茅于轼认为可以适当牺牲一点儿公平换取效率。财富的不平等不代表地位的不平等,可以允许一定财富的不平等,并防止凭借权势剥夺他人所创造的财富。岑科在书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未来中国发展除了协调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消除人与人的地位不平等,实现民主和法治。
如果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排解, 不仅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有时,愤怒、怨气并非一无是处。
在《郁闷的中国人》中,梁晓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愤怒正是推动“顶层设计”的机遇。网络时代为民意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更为畅通的渠道,梁晓声将此视为政府政策更加顺应民心、民意、民生之举措的机会。
社会学家应星《“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一书中,刻画了乡村政治中气的运行,介绍了“怨气”是如何转化为“怒气”,又是怎样被点燃。在这本书中,应星建议,政府应逐步形成宽松和理性的问题解决氛围:抗争者以情理法作为自己的诉求原则,政府在化解矛盾时也应遵循这一原则,政府要形成以利益均衡机制为主导的社会矛盾化解新模式。
应星的观点在美国社会学家科塞的著作《社会冲突的功能》中可以找到理论支撑。在这本书中,科塞认为,破除不平等的分配体系的愿望是引发冲突的前提。科塞着重指出,面对稀缺物质资源的分配不均,人们首先在心理上、情感上被唤起,从质疑分配不均、是否合理迅速发展到否定其存在的合法性；由是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正感日益增强。
科塞提出了非常著名的“安全阀”理论。科塞认为,“安全阀”是一种社会运行的安全机制,敌对的情绪不等于冲突,如果敌对的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发泄,就不会导致冲突,像锅炉里过量的蒸汽通过安全阀适时排出而不会发生爆炸一样,不仅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这也被视为社会冲突的正功能之一。
在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看来,底层群众的怨气更多时候是以相对温和的形式体现。在其著作《弱者的武器》一书中,他说,从历史上看,由于政治成本太高,农民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弱者的武器》介绍,农民的反抗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武器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一观点在梁鸿的《出梁庄记》中得到佐证,梁鸿笔下的打工者少有公开反抗,他们一般以上述方式弥补损失,实现他们没有得到的“正义”。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底层民众的政治意识需要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3年前,学者于建嵘曾出版过一部系统论述抗争性政治的学术专著《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
于建嵘在受访时说,当前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维权活动,其中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宪法是稳定社会的底线。面对当前的社会冲突,全社会需要的是理智,执政者需要的是智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