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荣誉院长、教授,原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的作者有人口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他们以不同的学科本位,从重新认识中国的人口形势、人口政策与应对老龄化策略、独生子女政策、人口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压力、现行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活力的影响等方面,探讨了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发展这一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各抒己见,提出了今后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前瞻性建议。
生育政策事关国计民生,深入的学理探讨可为国家的政策坚持或调整提供思想学术支持,这也是本书意义和价值之一方面。
20世纪50年代,著名人口学家、北京大学前校长马寅初先生和毛泽东主席之间有一场关于人口政策方面的论争。关于论争的结果,一般人的看法是,毛泽东错批了马寅初,酿成中国多出生几亿人的结果。从1971年开始推行“晚稀少”和80年代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以后,中国的人口生育率下降得非常快,现在已大大低于替代水平。
但是人口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又使中国在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时即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现象。“人口老龄化”会有许多社会经济影响,诸如社会养老保险、依赖人口比例上升、负人口红利等问题都将接踵而至。多数其他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高收入阶段才出现,可用来解决老龄化问题的资源较多,而我国则在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时就面临这个问题,因此,其社会经济影响在我国可能会更突出。
老龄化的过早来临引发了学术界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反思。我国大陆地区的生育率跟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相比,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不相上下。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推行政府主导的强有力的政策来控制人口生育率,但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形基本上和我国大陆地区一样。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即使我国在70年代不推行“晚稀少”、80年代不推行“一胎化”的人口政策,总和生育率也会下降到目前的水平,只是下降的速度可能不同而已。
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总和生育率水平也跟我国处于同一水平,只是波动没有我国大。印度没有推行像我国这样十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其生育率在80年代、90年代也显著下降,但是在70年代到90年代却一直比我国高,平均每年高出每对夫妇1个孩子左右。如果从1971年开始,我国不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人口按照印度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增长,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总人口应该在16亿左右,而不是现在的13亿。所以,要评估我国从1971年开始施行的人口政策的作用,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即我国如果不从1971年开始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大陆地区的生育行为会是接近韩国、新加坡、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情形,还是接近印度的情形?如果是前者,那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总和生育率下降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如果是后者,应该说从1971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度增长,给80年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环境。
要正确评估我国从1971年开始的人口政策的作用,必须从决定中国大陆、印度和东亚经济人口总和生育率变化的主要原因着手。在经济学领域,一个通常被接受的人口生育率决定因素的假说是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影响人的生育行为。从养老的需要来说,生育率应该和人均收入水平成负相关。同时,从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来说,生育率也应该和人均收入水平成负相关。
除上述经济学界通常接受的假说外,这里想从发展战略对人均收入水平,进而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提出一个新的假说。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遵循比较优势战略来发展经济,人均收入水平会增长得比较快,那么生育率也会下降得比较快。反之,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用赶超战略,在资本非常短缺的农业经济中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那么,人均收入水平会提高得很慢,间接地,人口生育率会下降得较慢。
为了验证这个假说,我们搜集了1970—1992年间台湾地区、印度、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总和生育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衡量其发展战略对比较优势偏离程度的技术选择指标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证明:这四个经济体从1970年到1992年间,发展战略越偏离比较优势,总和生育率就越高。这是因为,越是偏向于采用赶超战略的经济,人均收入水平提升的速度就越慢；人均收入水平提升越慢,养子防老的需求就越高,而且,养育子女的机会成本就越低,所以生育率就越高。
我国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这种发展战略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慢,人口生育率在没有人口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就会像印度那样下降得非常慢,而不会像韩国等东亚经济那样下降得非常快。因此如果没有1971年开始推行“晚稀少”的政策和1980年开始的“一胎化”政策,我国1970年以后的人口生育率的变化情形应该是比较像印度,而不会像东亚那几个经济体,也就是我国的人口可能要比现在多几亿人。
受地理和自然条件影响,我国自古以来人口众多。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人口生育政策,和我国当时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配套的,曾经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其附带的结果则是我国在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上已经提前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因此,要尽快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社保体系,在不造成过度财政负担的前提下,给老年人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同时也要重新思考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人口政策的战略思考。所以,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总体框架下,除了提高人口素质外,为“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可以考虑在人口生育数量的控制上宽松一点,计划生育以提供咨询和帮助为主,提倡晚婚晚育,生育数量逐步达到遵从自愿的原则。根据各国的经验,只要经济发展得好,随着收入的增加,养子防老的需要减少,同时养孩子的成本增加,生育率自然会下降,不至于造成人口数量的过度膨胀。没有推行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发达国家以及诸如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等亚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生育率已下降到很低水平的原因就在于此。所以,根据现有的情况和条件,调整和改进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加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大力提倡晚婚晚育,逐步达到遵循自愿性的原则,应该是一项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与时俱进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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