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吉祥
城建作家王军试图借助文字拾起城市十年的光阴,为此他将新作命名为《拾年》,但就在王军写作《拾年》期间,老城逐渐消失。书稿付梓时,王军最敬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故居,也在一片争议声中被“保护性拆除”。
城市在加速前进的道路上,越来越习惯于向它的过去挥别。当城市化倾注了人们太多的热情与向往时,有多少人会关心一座城的历史呢?我们梳理近年来出版的关于城建历史的书籍、文章,像王军做的那样,重拾那段属于城市的流光剪影。
缺乏对文化价值的认同,老北京消失了
《拾年》是王军关注城建历史的第三本书籍。这位新华社记者自从误打误撞进入城建口后,手中的笔就一直在记录北京的城市变迁。
《拾年》讲述了发展越来越快的北京十年来的变化: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中国加入世贸。中国的大门,不可逆转地向世界敞开了。成功申办奥运之后,北京认识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城市发展的缺失——失去了雄伟的城墙,甚至险些失去故宫。这个世界上立交桥最多的城市,也是最堵的城市,开始了一场自救:规模浩大的总体规划修编工程2004年启动,试图改变1950年代移植自莫斯科,并被中国其他城市纷纷效仿的“单中心城市结构”。
可是,推土机仍保持着强大惯性,千重万叠的矛盾被推演至2011年——这一年,北京的常住人口突破2000万人,一季度地铁出行人数逾4亿人次,北总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北京市共有969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这便是王军在《拾年》中呈现的故事,他以新闻式的记录,重现十年来北京城的生与死,“回顾着一场世纪纠葛”。
“拾年者,十年也,光阴重拾也。”不过,总有些时光片段让王军不忍直视。2012初,王军正在校阅书稿中“梁思成与林徽因故居”一章,却忽然听说故居遭遇“维修性拆除”,带着从拆除现场回来后的悲痛,他写下了关于梁林故居的最新文章。“和梁思成先生打了20年交道,不想竟以他故居被拆收场。”王军原本将《拾年》的文章收录年限定在2001-2011年,因梁林故居被拆一事,他又想到2000年“曹雪芹故居”被拆一事,索性将书稿的年限上下各顺延一年,变成了十二年。
王军在书中呈现了一出隔空对话。在《北总部胡同的哀思》一文中,王军与已经故去多年的梁思成、林徽因对话,将两位老人与这座四合院的渊源娓娓道来。
梁思成一直是王军敬重的建筑学家。在他十年前出版的第一本城建历史著作《城记》中,王军便详细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梁思成与陈占祥参与制定北京市总体规划方案的经过,只可惜方案最终未被采纳。这本书围绕北京旧城的消失,被人评价为“北京老城的死亡笔记”,王军钩沉历史,“拒绝遗忘”。如城市规划师杨保军评价的那样:需要保护的不只是梁思成在地图上圈出的那些点,比这些文物价值大得多的是作为文化整体的城市。正是因为缺乏对这种文化价值的认同,老北京消失了,而同样,没有这种文化价值的新北京,还是会让人担忧的。
拥有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系统地否定自己过去
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在《城记》研讨会上说:“在利欲驱动下,官商勾结,惟利是图,暗中操作,恣意破坏中国政府公布的一百零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以北京为例,在北京旧城的内城之内,把公元1267年兴建的元大都城市街道,以‘推平头’的方式成片铲平。我们再三呼吁说明北京旧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和世界都城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似乎未被重视。”
北京老城的“死亡笔记”没有结束,因为对“推土机的进行时态”等不了,在2008年,王军又推出了《采访本上的城市》。《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里,王军转述了建筑师崔恺先生2005年记下的一则故事: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印度建筑大师柯里亚在餐桌上向崔恺发问:“北京是个古老的城市,我很喜欢,但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要建这么多高层住宅,破坏了北京水平的轮廓线。”崔恺随口答道:“是啊,但北京人口增长很快,盖高层也是不得已。”柯里亚闻罢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张餐巾纸,在上面计算后说:“印度也有严重的人口问题,但我们还是用高密度的多层建筑解决了,保持了城市的肌理和尺度,这是城市的特色。”
当我们的城市逐步向西方看齐,建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大时,西方的不少建筑师,却在怀念东方古老的北京城。美国费城的总规划师埃德蒙·培根,在《城市设计》中写道:“人类在地球表面上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也许就是北京了,这个中国的城市,被设计为帝王之家,并试图成为宇宙中心的标志……它在设计上如此杰出,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藏。”
北京城墙的拆除曾让他无比痛苦。改革开放之初,培根收到北京大学的访问邀请,起初,他不愿意去,因为“北京被破坏了”,后来得知永定门复建,他又颇感欣慰。
美国规划协会秘书长苏解放对中国发生的老城被拆,同样深感痛心。2005年,他曾发出这样的抨击,“这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一个有着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竟如此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
城市有其自身的生命,它会按自己的方式生长
《城记》这本书在国内意外畅销后,被译介到其他国家。2011年,《纽约书评》在评论《城记》英文版时认为:“这本书与帮助人们改变城市环境思考方式的经典之作——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相似,并成为这个国家新兴的城市保护运动的核心著作。”
巧合的是,雅各布斯同样是记者出身。这位加拿大记者对美国的城市规划做过如下批评:“那些奢华的住宅区域试图用无处不在的庸俗来冲淡它们的乏味,而那些文化中心竟无力支持一家好的书店。”彼时的美国同样在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老屋、贫民窟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速路、摩天大楼。被雅各布斯批评的美国城市化故事如今正在中国上演。
王军在一篇文章中介绍了苏解放考察上海的情景,当苏解放在浦东新区步行考察了十多公里后,看着这个由低密度高楼组成的松松垮垮的中国版“曼哈顿”,苏解放忍不住感叹:“这里更像是德克萨斯的郊区而不是上海,浦东怎么成了我们在美国犯下的所有规划错误的实实在在的样板?”
几年前,《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文版问世,王军评论说:“大规模地拆除重建城市,就是摧毁城市的多样性,结果就是扼杀城市。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城市是有其自身的生命的,它会按自己的方式生长,这样的生长不是你规划师规划出来的。”
陈丹青在《退步集》中同样关注了城市建设。作家周国平在书评文章中写道:陈丹青应邀出席上海青浦区朱家角镇“新江南水乡”论坛,他的发言很令人扫兴,开门见山地说:“江南水乡”没有了,“新江南水乡”是一个伪问题。他更指出,在今天的城市建设中,不止江南,整个中国正在被另一个假冒伪劣的“中国”所覆盖。
实际上,我们曾经有可能留住一个“真实的北京”,“一个真实的中国”。时间回到1950年2月,梁思成、陈占祥对新中国的首都作了科学的规划,一方面,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
当这一方案未被采纳时,梁思成警告:“早晚有一天你们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会有很大的问题。”这位建筑学家笃定地说:“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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